中图分类号：G4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1-0001-05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时代前列与面向世界的高度，对我国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决策与部署，不仅强调了科技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强大作用，而且把教育、卫生等关系民生的文化事业，作为社会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特别是对文化的价值与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更是给予高度重视，强调：“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1]胡锦涛用三个“越来越”概括了文化的发展趋势与当代价值，即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关系到国家软实力的提高。同时部署了我国文化建设的三个重点，即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从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文化价值、文化建设重点的阐述，可以看出，这里所说的文化，主要是精神文化。 一 所谓精神文化，是指文化心态及其在观念形态上的对象化，表现为文化心理和社会意识诸形式，主要包括哲学、政治、法律、伦理等思想、理论。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所构成的社会文化系统，各自的功能或作用是不同的。物质文化是基础，制度文化是保证，精神文化是核心。物质文化决定精神文化，但精神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对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具有灵魂和生命力作用。因此，精神文化是人的精神食粮，孕育人的精神家园，决定人的精神状态、精神生活、精神本质，是人的本质属性体现；精神文化又是社会旗帜、“社会水泥”、社会规范，具有价值导向、精神源泉、民族凝聚的功能属性；精神文化还具有赋予民族国家国魂、集体单位群魂、个体思想灵魂的社会属性。所以，对精神文化，毛泽东称之为观念文化，梁漱溟先生称为“精神食粮”，文化学家刘永佶称之为“意识形态”，葛兰西则形象地将意识形态或精神文化隐喻为“社会水泥”。 当代精神文化的发展与价值，之所以呈现出彰显的发展态势，究其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原理，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既为精神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向精神文化发展提出了要求，推进着精神文化发展与价值彰显。另一方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层次理论，当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满足和改善后，当人们学习、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与技能后，人们就会提出更高的需要，追求精神文化的满足。因而，精神文化的发展与价值彰显，是我国社会发展和人们价值追求的必然趋势。 但是，一些人却看不到这种趋势，只看到社会生活中的经济竞争和自身的物质利益，只看到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第一位作用和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看不到在经济、科技背后和渗透在其中并推动其发展的精神文化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受重物质、轻精神，重科技、轻人文价值取向的影响，有的人忘却人的精神诉求与人的本质所在，导致正确的理想信念缺失，精神动力不足，乃至良心、道德、人性丧失，出现了与现代经济、科技发展不相协调的以权谋私、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极不文明的行为，危害社会与他人；有的人忽视精神家园建设，荒芜了自身内心世界而“精神杂草”丛生，在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同时，精神生活却出现了无名的烦恼、心躁乃至精神疾病；有的人轻视精神的作用与价值，在面对社会激烈竞争中不知所措和所向，精神困惑与动力衰退使之在竞争中难以振作乃至沉沦于侥幸与迷信之中。这些状况我们可以称之为现代精神综合症，这种综合症是对有些单位与个人忽视、轻视思想政治教育与精神家园建设的惩罚，已经成为社会和人的发展障碍。 二 当代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与价值彰显，与当代社会的经济发展、经济竞争是有着内在关联的。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出现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发展，即主要是经济发展，各国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当经济竞争在全球展开的同时，文化热潮也在世界各国兴起，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伴随着文化国际化的激荡一并登上国际舞台。在席卷全球的文化热潮之中，许多国家以冷静的态度反省、高扬民族的传统文化，以超越的姿态创造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现代文化，从不同层面开展文化交流，进行文化比较与借鉴。我国儒学文化、和谐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受到许多国家与地区关注，我国精神文化不仅呈现一片丰富多彩、繁荣昌盛的景象，而且伴随开放的步伐，逐步走向世界。 应当承认，精神文化存在并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一般来说，越是竞争激烈的领域，越需要精神文化，精神文化也发展越快，其能动作用也越大。在我国过去的革命、战争年代，激烈的革命斗争与战争，既需要革命文化，也创造了丰富的、可歌可泣的革命文化。正是革命文化，激励无数革命者和广大人民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用“飞机加大炮”武装的敌人，赢得了革命胜利。 在经济领域，经济的竞争与发展，不断推进企业精神文化发展，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20世纪初以前，西方发达国家在企业采用定额奖惩为中心的“科学管理”理论，这一理论的精神文化因素不多，主要倾向于物本管理。从20世纪初开始，经济的竞争促使资本家寻求发展的条件，马斯洛提出了人的需要层次论，认为文化需要处在需要的最高层次。美国管理上有名的霍桑实验，得出了人是“社会人”，不是“经济人”的结论，把人际关系、人的情感等人文因素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凸显出来，形成了行为科学管理理论。这一管理理论则倾向于人的管理。到20世纪中期，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化，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美国学者以大量无可争辩的例证列举了许多长期以来为美国所忽视的因素，恰恰正是促进日本经济走向成功之所在，并在日本企业发展的基础上总结了企业文化理论。企业文化理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大凡成功的企业，都有强有力的企业文化，即有明确的企业经营哲学；有员工共同的价值观和无形的行为准则；并有各种各样用来宣传、强化这些价值观念的仪式和习俗。企业的成败，取决于企业文化这一非技术、非经济的因素，因为它直接影响着企业中的每一件事。”也是在20世纪中期，美国学者赫钦斯为了开发与管理“软”文化，推广知识的价值，写了《学习社会》一书，最早提出了“学习社会”概念。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了《学会生存》一书，阐述“学习化社会”思想，罗马俱乐部发表研究报告《学无止境》，阐发“社会学习、团体学习”理念。20世纪末，美国学者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一书中提出“学习型组织”理论，该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为了克服由内部竞争可能引起的防卫和由利益差别引起的矛盾，要发展团队学习。团队学习从“深度汇谈”开始，让想法自由交流，“消除组织病毒”，克服思想障碍，“建立共同愿景”，也就是确立“全体衷心共有的目标、价值观与使命”，“将个人的愿景整合为共同的愿景”。“有了衷心渴望实现的目标，大家会努力学习、追求卓越。”[2]显然，彼得·圣吉的主张，就是通过发展精神文化与开发精神潜能，来获得物质资源。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实质，是为了发展活力、动力、凝聚力、竞争力和创造力，不断超越自我，不断创新。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克莱因提出了有名的“国力方程”，并把“战略目标”与“国民意志”作为衡量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后，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即“一国通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你的目标从而使你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很明显，软实力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军事力量，而是精神力量，包括政治、文化、外交等软要素。提高软实力，需要对内激励民众士气，整合民众力量，发挥民众聪明才智；对外吸引人才、资金和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