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代农民工进行的是一种地理上的“迁移流动”，主要目的是赚钱；新生代农民工所进行的则是一种“社会流动”，将打工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追求的是身份、地位和文化的提升。 当前，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后，年龄在20～30岁之间，总数达1亿左右的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由此也使得农村劳动力流动发生着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双向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由“寻求谋生”向“追求平等”转变。分析他们的群体特征，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他们，并促进他们的市民化进程。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 土地情结弱，城市向心力强。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进城，或从小就随父辈进城务工并在城市里长大，多数没有务农的经历。他们对农村尤其是土地的依赖情结淡漠，其中不少人已经不具有耕种土地的技能，甚至对农业生产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另一方面不少新生代农民工青年因为务农收益低，也不愿意务农。他们留城意愿积极，渴望在城市永久居留，取得城市户口，成为真正的城市市民。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均以城市为坐标，更渴望以智力而不是体力在城市生存。于是在他们的意识中蕴含着脱离农村、背离农民身份的潜在意图，受这种意图影响，他们会有意识地调适，甚至改变自身的观念和行为，积极主动地协调与外界的联系，不断积累现代知识，形成现代观念，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实现身份转换，达成留城目标。在努力转变成市民的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抛弃农民特色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割裂与乡村的联系，并积极参与和融入城市，从而会越来越不认同农民身份。 亲情意识弱，功利倾向明显。乡土社会中，人们重视血缘和地缘关系。我们所熟知的老一代农民工，他们艰辛度日，等到发工资的日子，匆匆赶到邮局，将这些血汗钱寄回家乡。年复一年，离家的丈夫、妻子、父亲、母亲、儿子、女儿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对亲人的关怀。但对于缺乏务农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土地已不再是他们最后的归宿，他们没有在那片生养自己的土地上劳作过，对土地并没有产生很深的依恋，曾经维系着农民工与农村的“脐带”基本上已经断裂，只剩下血缘使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还有所牵挂。他们回乡只是为了看望亲人和朋友，与亲人的联系也只是为了向其报平安而已。新生代农民工的亲情意识较弱，他们对乡村人情面子、亲缘、地缘等关系已相当淡漠，三姑六亲之间的走动也日趋减少，他们通常也会在春节时回家一趟，但那仅仅是“礼节性的仪式”。借春节看望父母，尽所谓儿女的责任和义务。但回家的重要性在许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心中下降。今年春节刚过，网络上报道的不少“不思归”的新生代农民工也折射出他们的“乐不思蜀”。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短期获利与出人头地的想法远高于老一代的农民工，甚至存在某种焦灼和躁动。部分人经济价值取向呈现功利性和实用性，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发展，而由于经济诉求得不到满足产生的挫折感也比较强烈。而在消费欲望、物质享受、两性交往等方面的强烈刺激下，是否能经受这种强有力的诱惑，而继续遵循传统文化价值所指引的方向，对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出于对消费欲求和对财产的占有欲的强烈追求，他们往往通过抢劫、抢夺和伤害等犯罪达到目的。 学习、培训意识强，吃苦耐劳精神弱。老一代农民工进行的是一种地理上的“迁移流动”，主要目的是赚钱；新生代农民工所进行的则是一种“社会流动”，将打工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追求的是身份、地位和文化的提升，而学习并拥有技能就成了向上流动的“阶梯”。新生代农民工对技能培训的欲望十分强烈。他们不再眷恋土地和技术含量低的纯体力活，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和学习新技术。同时在市场竞争和强烈求富欲望的双重压力下，新生代农民工学习文化和技能的愿望都十分迫切。他们从老一代农民工的“有工就打、有活就干”向“学技术、重发展”转变。许多新生代利用休息时间学习外语、会计、电脑等课程。其中许多人由于努力而成为工厂流水线的管理者和公司的中层“白领”，他们不满足于永远在流水线上干。掌握真实本领，不断地充实自我完善自身才是新生代追求的真正目标。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80年代以后，与城里孩子一样，父母“一勺一勺将日子中的甜放进他的嘴里”，从进校门到出校门，很少正式干过农活，对于长时间在生产线上进行单调枯燥的重复手工操作，他们既缺乏思想准备，也缺乏身体耐受力。 权利意识增强，组织性较差。老一代农民工从乡土社会来到城市社会，由于其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缺乏法律观念，权利意识自然大大下降。这种下降还有一定的社会原因，农民工背井离乡为的是更好地养家糊口，但在城市的歧视中“忍辱负重”继续工作，因为他们怕失去来之不易的工作，所以视就业保障权、社会保障权、受教育或培训权、利益表达权等为“身外之物”，在都市生活中处于“失语”地位。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动机是寻求个人发展，比较注重自身价值的体现和自我发展；努力谋求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但又不仅仅满足于找到工作，而是更加重视找到一个适合发展并较具成长性的平台；不只是为了生活在城市而进入城市，更是为了获得城市的认同和市民的尊重。一旦工作不能满足要求、无法实现预期目标时，他们往往不会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而是义无反顾地选择离开，走向下一个企业、下一个地方、下一个城市。权利意识的增强，是新生代农民工所体现出的群体特征和时代风貌。与前辈相比，他们不再忍辱负重、吃苦耐劳，而是注重公平、寻求合理回报。相比之下，用工单位缺少让他们表达诉求、维护权利的渠道和机会。同时，他们的组织性仍然较差，虽然会选择“用脚投票”，但更多的是单打独斗，不能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争取自己应该获得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