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1-0033-05 近些年来，农民工问题早已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从“民工潮”到“民工荒”；从农民工的工资拖欠问题到农民工权益保护的呼吁；从流动人口的治理到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从农民工生存生活状态的关注到主张组建农民工组织的建议；从对农民工劳动力的流动到“留城，还是回乡”的探讨，等等。对诸多问题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显示，农民工问题的方方面面几乎都被纳入人们的视野之中，但对农民工思想道德文化生活的关注尚少，本文拟对当代农民工的思想道德现状及其建设略作一探讨。 一、农民工思想道德之现状 当代农民工思想道德状况是一个不断变化中的相对稳定存在。我们可以从动态与静态两个角度作一说明。 从静态的角度来说，农民工在整个农民中属于主力群体（生产力的主力军），其思想道德状况既具有整体性也存在着分层与分化，并正处于变化之中，呈现出一元主导多元交织的景观。其一元性表现在支配性思想道德意识仍然是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美德：几千年来沉淀在我们民族中的“诚实守信”、“见义勇为”、“见利思义”等传统美德在绝大部分当代农民中依然具有基本的道德约束力。虽然大部分农民工挣脱了狭隘小农意识的羁绊，但传统的家庭与家族意识仍占优势地位。虽然多数农民工打破了封闭乡村意识的束缚，跳出了落后的自我意识的樊笼，现代意识已部分地渗透到部分农民工思想之中，诸如现代市民意识渐渐增长，如饥似渴的文化意识，对国家政策基本认同，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有所提高，权利意识正在觉醒，“富而思进”，竞争意识、开放意识和独立自主意识普遍增强。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农民工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游离心态，自卑心理比较突出，对城市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满意度降低，生活期望值高，自我保障意识淡薄，缺乏维权意识，法制观念比较淡薄，政治参与意识不强，心理预期与心理承受能力反差大等，从而也容易产生犯罪的心理动机与行为。从上述可以看出，农民工思想道德的一元性是传统道德尤其儒家思想处于支配性的地位，其多元性则表现为多维的思想特征与各种意识并存的复杂性，消极方面与积极方面共存，我们很难用先进与落后、传统与现代来作出简单的二元区分。 从动态的角度看，一方面，当代农民工思想道德出现了明显的“层化现象”，也就是说，农民工内部也发生了变化。不同农民工之间差异性明显，不同层次、不同年代的农民工，相应地思想道德文化生活上有不同的要求与表现。不同收入层次的农民工在社会公平认同态度、解决纠纷途径以及未来生活的预期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反映了农民工思想道德与文化心理层面的内部分化现象。从对社会的认同感来说，收入层次越高的农民工对未来生活的预期越明确，并且这种预期很大比例上是乐观的，也觉得社会越来越朝着公平的方向发展；而收入层次越低的农民工对未来生活状况的预期不明确，觉得社会越来越不公平。从整体上来说，伴随着农民工收入层次的提高，他们对社会公平的认同度比重相应地提高，这种认同感既可能来源于自己同其他农民工的比较，也可能来源于自己同城市市民的比较。这同农民工的交往对象有很大的关系：在农民工聚居地，他们大体上是以其他农民工为参照进行比较，而在一些城市工人与农民工混合的工作单位中，参照对象一般都是城市的市民。参照对象的差异本身体现出在不同的环境下农民工群体的内部分化。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思想道德日渐出现游离状态，传统的乡土社会情感逐渐淡化，又难以融入到现代都市生活情感之中。另一方面，农民工思想道德的变化也可以从农民工的心愿中看出来。首先，农民工最大的心愿是寻找稳定的工作和挣很多钱，其相应的要求是找到稳定的工作与权益受到保护。因为农民工的生活水平低下，生存的压力一直压在他们头上，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论，基本的生存保障是人的最基本的需要。其次，受人尊重作为更高层次的需要也成为农民工的心愿。农民工不愿意“受人歧视、遭白眼（城里人不把我们当人看）”，他们要求能够“与城里人平等生活，不受歧视”。 二、农民工的思想道德现状之理据 现实是思想生成的土壤，我们可以从农民工生存的现实情况中寻找他们思想道德存在的形成原因。农民工以传统思想为主导，这是由其乡土性为主的生存与生活方式所决定的，并根源于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而一元性中呈现出多元性与变化性的思想道德特点，则与其所依赖的不同社会资源支持息息相关。 从农民工居住的特征来看，他们形成了“城中村”、“孤岛”、“候鸟式”与“循环式流动”的生存景观与生活景观。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居住方式目前在许多方面都契合农民工的心理需要和文化认同。我们可以说，农民工虽然在城市社会工作却仍然没有摆脱乡土社会的特性——无论是从他们进城打工的途径还是从其居住情况抑或寻求帮助的对象来看，他们主要依赖的仍然是自己在乡土社会（建立在亲缘或地缘基础之上）的社会支持网络。农民工生活在一种“拟村落”的熟人社会生活方式之中，走进他们的居住地，仿佛又回到了乡村社会，彼此可以无拘无束地串门、交流，有困难相互扶助，有喜乐共同分享。他们离开了乡村社会，却在城市的边缘“复制”或“克隆”了另一个“乡村社会”。农民工之所以选择“城中村”暂住，也是因为“城中村”更多地保留了乡村社会的特性，本身就是“弱势的非农化群体‘小传统’得以依托、行动逻辑得以体现的社会场域”[1]，它“集传统家族文化、地缘关系、群体基础结构、行政组织单位、社会实体、情感归属与社会归属于一体”[2]，“既是工业化社区，又保留着乡土社会生活秩序与原则”[3]。从另一方面来看，“城中村”生活方式具有“孤岛化”的特性，其主要表现是缺少公共生活空间。尽管现代城市公共生活不断拓宽，咖啡屋、酒吧、网吧、各种楼堂会所随处可见，博物馆、科技馆，各种特色公园、风景名胜区、郊区特色游景点，乃至不断改进的街景都让城市变得日趋美丽和丰富，然而这一切，农民工大多享受不到，他们蜷缩在条件简陋的棚屋里，没有像样的洗浴间、厕所等。尽管城市的高楼大厦、美丽和街景都是靠他们的艰苦劳动建起来的，但他们享受不到自己的劳动成果。时间与消费能力是造成农民工文化生活贫乏的一个原因，城市文化将他们排斥在外的“孤岛化”才是农民工精神文化、精神生活遇到的最大障碍。身处城市之中的农民工们多数与城市居民缺少交往，形成封闭的群体生活，过着性别失衡甚至“单一化”的生活。长年累月重复过着干活—吃饭—睡觉的单调生活，很多农民工把在街上溜达、看临街电视、打扑克、聊天作为业余生活的主要内容。这种“城中村”与“孤岛”式的生存方式致使多数农民工生活的重心还在农村，只是为了赚钱，或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才来到城市，他们对城市生活并没有明显的预期，往往会选择在一定的年龄之后返回农村，属于一种“循环流动模式”[4]、“候鸟式”的生活方式——漂泊四方、四海为家，但又有相对稳定的“城中村”可以居住。这种生存方式决定了农民工思想道德状况游走于城乡之间，但他们的思想寄托却最终仍在乡村，乡村是他们的根，传统思想依然支配着他们。从社会哲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对此得到进一步诠释。传统不仅仅是价值体系，是人的世界，而且还是人类生活的终端逻辑，也可以说是人类的终极关怀体系。因而，失落了传统也就意味着生活的逻辑性、生命的真实性的解体，意味着精神家园的解体。丢失传统不仅不会增加社会发展的进程，倒很有可能导致农民工生活意义世界解体。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工的精神世界具有乡土的根性，仍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