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近期由于电价上涨所增加的企业支出，山西省阳煤丰喜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为记者简单核算了一下。“按照年用电总量在12亿千瓦时左右、每千瓦时电价上涨0.058元计算，我们一年光电费就要多支出6960万元。”而对于碳减排成本的核算，多家企业负责人均表示，尽管近来他们都对低碳经济十分关注，但还不大清楚如何操作。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认为，中国对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承诺，在未来将很可能变成一个硬性约束机制，对能源行业特别是高耗能行业产生负面影响。他指出，对降低碳强度的承诺将可能导致国家把碳排放强度作为一个指标分到各地各行业，从而令这些行业的企业能源成本上涨、利润空间缩小。 但目前，企业要想在碳排放这个问题上核算得那么清楚，还不大容易。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方面，“富煤、少气、缺油”的资源条件，决定了目前我国能源结构还只能以煤为主，尽管推广低碳是大势所趋，但应用还要等待预热。另一方面，尽管碳排放测算和企业环境成本核算在国内的研究应用已经起步，但有一些新的问题还需要解决好。目前，我国对碳排放的核算，依据的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出的《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然而，即便是此份文件，对于碳排放的计算最终也要依赖于当地政府的权威统计数据。在《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所附的旨在尽可能地降低测算不确定性的《优良做法报告》中，在对燃烧行为的二氧化碳排放测算方法说明部分，明确提出“两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在能源消费方面造成过高或过低估计的系统性误差，优良做法是咨询国家统计权威”。 基于对低碳经济的关注，除学者们之外，企业也有着很多需求和期待。“各地能源构成不一样，有些地方节约下来的能源可能是高碳的，有些地方节约下来的能源可能是低碳的。如何确定各地要降低的碳排放强度?”“水电、核电、风电极少有碳排放，而火电等却有很大的碳排放。企业生产用的是哪种能源，是否也该作为确定企业碳排放指标的重要因素？”作为制造型企业环境成本的核算与控制方面的研究者，四川大学低碳技术与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徐玖平认为，上述问题的解决，除了依靠政府统计数据，在某种程度上也要依靠企业的参与。 在碳排放核算中，基础数据的来源十分重要，其来源有3个：一是统计数据；二是调查数据；三是研究成果。企业是否可以配合调查，是否能够提出准确的碳排放数据，十分重要。徐玖平表示，如果我国要建立起科学的碳排放核算体系，规范企业的碳排放成本核算，这一体系应包括“碳的定义、碳的分类、碳的确认、碳科目设计、碳的计量、记录与会计处理”等内容。而目前由于企业减排的碳的分类与计量的复杂性，企业这方面的会计处理和账目设置还非常困难。因此，能否通过企业环境成本与核算工作的改进，从而改变这一不足，十分关键。 目前，钢铁业通常都是用实物量(称作“吨钢耗能”，即每生产一吨钢材的各类污染物的产生量、处理量及排放量等)来衡量自己的节能效果，而实际上，吨钢能耗高的产品不一定附加值也高。所以，引入能更准确反映的价值量衡量标准已成为行业趋势。对于企业的环境会计而言，这将导致更多地考虑清洁能源的使用与计量，其资源耗减成本的理论基础将与原来有所不同。 同时，企业环境成本核算的理论方法也将发生变化。目前看来，企业发生的环境成本应包含资源耗减成本、环境降级成本、资源维护成本和环境保护成本等内容，具有多元性、多样性、增长性及差异性的特点。因此，企业环境成本的确认、计量、归集与分配的综合核算理论方法体系也需要创新。此外，企业环境成本报告和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方式也将发生变化，因为政府和公众今后将更多关注企业承担的碳减排义务及其采取的控制措施。而这，也将令企业的环境会计更加忙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