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长期规范和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行为，这种文化是一种以宗法制为基础的群体本位文化，它不断巩固着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也造就了中国国民依赖性。受国民依赖性的影响，从古至今，很多人个人意志和个体独立性都比较薄弱。中国国民依赖性根深蒂固，也导致很多青少年迷失自我，不思进取，安于现状，自理能力差，缺乏独立性、创造性、责任感和义务感。国民依赖性阻碍了人自身的完善和发展，是国民教育特别是青少年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中国国民依赖性及其表现 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引入了“差序格局”概念来说明中国国民依赖性的特点。他认为：西方的社会组织像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都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1]此为西方人关系的“团体格局”。“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2]此即费老所称的“差序格局”。具体到个人，这种国民依赖性主要表现为对权威的过度服从和崇拜，迷失自我，缺乏独立性和创造性。 (一)对权威的过度服从和崇拜容易形成奴性人格 中国是一个家国同构、宗法观念极强的国家，人格崇拜尤其严重，对权威的服从和膜拜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意识。韦政通先生指出：“孔子的‘无违’之教，对中国人的人格特质，有决定性的影响，这影响就是使中国人权威主义人格的倾向特强，个人独特的行为，很少被允许。这种影响一直到现在，仍然存在。”[3]在古代中国，权威主义的价值取向直接体现为由儒家思想所设计的一套行为法则和礼制秩序，而其内在之精神则是亲亲、尊尊、长长的意蕴。这种权威主义价值取向源于周人的天道思想和宗法社会的礼制秩序。在这种社会本位的、他律的权威主义引导下，权威主义性格必然养成。 (二)迷失自我而形成依赖他人的病态人格 长期对权威的信仰和接受，会导致一种膜拜心理，进而是对权威的服从甚至盲从。其结果是迷失自我，缺乏自我意识，人云亦云，不能自我判断、选择，无法独立自主地面对生活和社会。传统社会中人们对“圣君贤臣”，对族长、家长，对高师高官的模仿、认同与遵从，极易丧失主体意识，其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可避免地被弱化。 梁启超先生说：“吾中国所以不成为独立国家者，以国民乏独立之德而已。言学问倚赖古人，言政术则倚赖外国。官吏倚赖君主，君主倚赖官吏。百姓倚赖政府，政府倚赖百姓。乃至一国之人，各各放弃其责任，而惟倚赖之是务。究其极也，实则无一人之可倚赖者。譬犹群盲偕行，甲扶乙肩，乙牵丙袂，究其极也，实不过盲者依赖盲者。一国腐败，皆根于是。”[4]对权威的膜拜和服从甚至盲从，强化了他律性的心理。这种心理弱化了个人的自主、独立性意识，强化了“靠”的依赖思想。这种依赖思想表现在对家长族长的依赖、对家庭家族的依赖、对传统的依赖以及对人际关系的依赖。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思想意识潜移默化为一种性格的时候，自然会造就依赖他人的人格。 (三)家国中的人物角色定位及对家国的义务感弱化了自我 家国同构的社会决定了“家”在人们的生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家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本位”，是安身立命和精神寄托的港湾和根基。这里的家既指小家——家庭，也指较大范围的家——家族(宗族)，还指更大层面的家——国家。个人的一切活动都在家的范围内展开，个人以家为依托，将其视为一个避风港，在家内寻求、获取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个人离不开家庭、家族和国家，“无家可归”、“国破家亡”被视为人生的大不幸。 卢作孚在他的《中国的建设问题与人的训练》中指出：“家庭生活是中国第一重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等关系是中国人第二重的社会生活。这两重社会生活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规定了社会上的道德条件，政治上的法律制度……每责备中国人只知有家庭，不知有社会；实则中国人除了家庭，没有社会，家庭就是中国人的社会。”[5]在这里，他曾提出家庭构成了中国人基本的“生活世界”，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中国人就是在家庭的生活活动中寻求和确立了人生的意义。瑞士的雅各布·布克哈特(Jakob Burkhardt)对家国、团体意识做过这样的阐述：“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6]这充分说明了家国意识对个人意识的弱化，家国意识的宣扬淡化了个体意识。 (四)传统的因循守旧意识影响了中国人的独立性与创造性 中国的农业文化历史悠久，厚古薄今、恪守传统、墨守成规的意识极为严重。儒家学说的根本主张就是恢复先王之道，认为只有尊古法先王才能治国、平天下。费正清先生说：“如果从其社会和政治的角度来看待儒家的这种人生观，即可以发现：它的尊老抑幼、崇古贬今，重视现有权威而轻视革新，事实上就已经对中国社会稳定不变的问题提供了一项伟大的历史答案。”[7]中国人倾向于过去，在历史传统中寻求自己的熟悉系统，按照前辈所习惯的方式去活动，把传统作为生活的指导。可见，中国人有一种“尚古精神”，重视祖先崇拜，恪守“祖宗之制”，因循守旧，传统主义的价值取向历久弥坚。四大发明、四书五经、祖宗之制使中国人沉浸于文明古国的骄傲之中故步自封。人们的思维和实践活动被崇师、崇古、崇经书的经验意识禁锢在熟悉的系统中，而鲜有突破和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