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7-0089-03 德国经济社会发达，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形成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工作模式。笔者结合赴德考察的经历，对其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进行研究和论述，以期为提高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水平，服务未成年人成长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德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基础和条件 经济实力雄厚。德国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强国，尽管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经济不尽如人意，但由于其底子雄厚，经济总量仍高居世界第四、欧洲之首，工农业均高度发达。作为西方七大工业国成员，德国对世界经济和金融发展起着重要作用。2007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33222亿美元，人均40415美元。德国还是世界第二大出口国，2007年贸易出口突破9000亿欧元大关，贸易盈余达1988亿欧元，创历史新高。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德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经费支持。近年来，德国的青年工作总经费达200多亿欧元，其中支付给幼儿园等机构的占55%，约为110亿欧元；支付给儿童福利院等机构实施社会救助的占20%，约为40亿欧元；用于从事具体青少年工作的占10%，约为20亿欧元；用于咨询、培训和服务的占15%，约为30亿欧元。 青少年法律制度健全。德国的法律制度健全，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德国是世界上对未成年人立法较早的国家之一，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德国在未成年人法律方面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直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法律就有《德国儿童与少年扶助法》、《德国少年保护法》、《改革儿童权利法》、《儿童宗教教育法》、《少年媒体保护国家合同》、《少年法院法》、《少年拘留执行条例》等。同时德国在私法、公法以及作为公法特殊部分的刑法等各领域的法律中都对儿童、少年有着特殊的规定。如《德国民法典》对德国儿童、少年的法律地位有明确规定，还对父母对婚生子女姓名的共同决定权、父母对子女人身、财产的照料权利和义务、父母对子女的法定代理等进行了规定。《抚养费固定额条例》、《抚养费预支法》、《收养介绍法》等分别就不同情况下抚养、收养问题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予以明确。《武器法》规定严禁向未成年人提供任何武器。在保护未成年人劳动权益及职业培训方面，《职业培训法》、《手工业条例》、《职业培训促进法》中都有涉及未成年人的专门规定。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有《联邦高等教育促进法》可供适用。 非政府组织发达。德国是市场经济体制十分成熟的国家，其非政府组织发展居于欧洲前列并呈上升趋势。德国的非政府组织不仅涉及领域广，而且类型多，涵盖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教、卫生、体育、医疗、环保等各个方面，其中不少非政府组织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以志愿者组织为例，包括登记和未登记的在内，德国的志愿者协会和团体估计就在400万至500万个之间。多年来，德国政府因势利导地应对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一方面通过法制手段加强监管，另一方面通过在政策和财政上对非政府组织的引导和重点资助，来延伸政府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使之成为践行西方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维系西方政治稳定的力量。广泛、活跃的非政府组织的存在和发展，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开展奠定了扎实的社会组织基础，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保障。 二、德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主要特色和做法 强调预防，注重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一般性保护。一般性保护是指为免除对未成年人的伤害和防止未成年人犯罪，德国采取的大量预防性措施。《联邦德国儿童与少年扶助法》规定了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对未成年人的义务。如：禁止向18岁以下的青少年出售含酒精的饮品；禁止向16岁以下的青少年出售香烟；政府的青少年工作机构要定期与学校沟通，教育未成年人远离酒精和毒品等；未成年人生活和教育确有困难，政府和社会还须提供相应的帮助。在政府和社会提供的帮助中，有三种基本形式：支持性帮助、补充式帮助、替代式帮助。支持性帮助是最初级的一种形式，主要是通过教会开办的教育咨询机构或社会机构中的教育和心理专家为家长和孩子提供免费咨询服务，也可以由家长向当地青年工作机构约请，青年工作机构派出专业人员上门提供服务；还有的是一些诸如志愿者组织这样的团体举办的有助于未成年人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发展的学习交流活动。补充式帮助是对那些父母长期生病或出差而得不到应有照顾和教育的少年儿童提供的日常性护理，主要是通过建立日托式小组为少年儿童提供教育和护理服务。替代式帮助是针对问题家庭的，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这种帮助由国家和社会机构代替家长行使抚养权，让孩子离开现有家庭，安排专门地方对孩子进行抚养和教育。但这种代替也不是终身的，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实施，多为半年或一年。这种帮助根据问题的严重程度不同可具体分为全时式托护、家访式教育、个别辅导等。近十年来，一般性保护的重点集中在有吸毒、酗酒、单亲、心理疾病、犯罪人员、网络成瘾等问题的家庭。德国的青少年工作者认为，在未成年人保护的支持性帮助和补充式帮助方面要舍得花钱，因为这两种帮助是基础性的。等到问题已经发生，代价就会更大。德国政府和社会在这方面逐渐形成共识，投入也在进一步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