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0）03－0166－05 现代国民教育体系进入农村以来，客观上参与了城市文明、工业文明对乡村文明、农业文明的文化殖民。在农村社会已经日益丧失文化主体性的今天，现代教育对农村青少年的文化认同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又将产生什么样的政治、社会后果？这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 丧失文化主体性的农村社会 近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的60年，经过国家对社会的整体改造，农村的社会结构、农民的生存状态和价值体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在市场经济、现代性全面进入农村的最近10多年内表现得尤为明显。 1990年代以后的社会变迁使得村庄的边界不断开放，乡村社会内部的异质化程度加强，传统“熟人社会”中的乡土逻辑正在丧失。“最近十几年以来，市场经济原则的浸透和冲击使得农村社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由于家庭的经济收入和人口再生产都逐渐脱离了村庄而具有较强的外向性特点，当下农村社会正在“从社区生活到社会生活转变”。原先具有血亲关系的“自己人”关系不断“外化”，村庄层面中“熟人社会”日益“陌生化”；其结果导致村庄生活的伦理色彩越来越淡化，村庄的交往规则最终摆脱“血亲情谊”和“人情面子”的束缚，走向以利益算计为旨归的共识规则体系。村庄规则体系的理性化、利益化意味着村庄共同体性质的变化。① 近年来，“直系家庭的核心化”在很多农村地区普遍出现，并在价值上不再被质疑，说明传统的大家庭的理想已经彻底消失；血缘关系的凝聚力在契约关系和理性算计的冲击下大大减弱；“善事父母”、“父子天性”的伦理观念和祖先崇拜、追求永恒的宗法观念极度衰落。现在，农民的香火观念趋于淡化，只关注是否能“防老”、自我生活的满足，不在意是否会“无后”、“断根”，这意味着生育子女的价值理性淡化与工具理性凸显；意味着人们对本体生命价值的认识开始发生改变，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现时化利益的获取，而丧失了对家族生命价值的认可与人生终极意义的追求。“直系家庭的核心化”与“香火观念的淡化”，说明了家族、血缘的宗教意义正在被消解，农民理性化程度日益上扬。这一正在发生着的变化影响将极其巨大而深远。它不仅会改写家庭的结构与意义，重塑社会的联结模式；还将造就一大批缺乏信仰体系的农民，导致他们的生活无意义化，现时化与自利化；并对村庄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与秩序产生重大影响。② 原先的村庄是一个亲密社群，现在已经开始“非亲密”化，抽象化了，其必然逻辑是村庄的交往规则将摆脱“血亲情谊”和“人情面子”的束缚，走向以利益算计为旨归的共识规则体系。“由自我中心取向的个体组成的核心家庭而非伦理关系或团体，是当下存在社会结构的基本所在。也即，“核心家庭本位”已成为村庄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核心家庭本位”的村庄社会结构呈“核心家庭大、个人次之、团体小”的模式”。③ 总之，今天村庄共同体已趋于解体，“村将不村”。④ 伴随着这种“千年未有之变局”，农村社会正在日益丧失文化主体性。当城市的大门以机会均等的名义向所有人敞开的时候，等于在农民面前开放了一个巨大的别样的生活空间，不断地变幻的物质生活和文化享受形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近乎不可抗拒的诱惑。而这一别样生活的最终载体就是市场逻辑和财富逻辑。在乡村中已经找不到一种可以抵抗异质文化“入侵”的文化价值体系，农民已经匍匐在“先进文化”面前没有了自信心。 如今，农村青少年已完全接受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逐步形成了自由、民主、科学、进步与平等观念，更建构起他们对“现代”、“发达”、“城市文明”的想象与憧憬，对“传统”、“落后”、“乡村社会”的厌倦与背弃。这是现代国民教育、市场经济、现代传媒等强势因素全方位形塑的结果。 现代教育与文化殖民 吉登斯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权建设，使得现代社会社区内部的人民越来越直接面对国家的全民性规范、行政监视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⑤ 而国民教育便是国家主导的现代民族主义文化建构的重要手段。吉尔纳指出，正规的现代学校教育的成立，发生在民族国家产生之后。在传统社会中，教育基本上是社区生活的一部分，社区的仪式和传统是教育的主要内容。但民族国家兴起以后，产生了“国民教育”的概念，使教育成为全民的事，导致社区以外的文化和知识取代社区的传统。⑥ 中国历来就重视教育，不过传统社会里，教育的目的主要不在于动员民众和开发资源，而在于将国家主流的政治——伦理秩序儒化于社会。晚清新政后，国家将教育的功能定位为富民救国、改造社会、塑造现代国民。由是，国家统一规划的，以传授现代知识和培养现代公民为宗旨的新式国民教育开始进入农村社会。因此，费孝通先生在“文字下乡”中就指出，这种国家控制、标准化、专业化的新式教育下渗，是中国现代社会改造的表现。 由于社会的动荡，国家能力的低下，从晚清到民国时期，无论是从传播现代知识还是塑造“现代国民”、进行社会整合与动员的方面看，新式国民教育都还是处于起步阶段。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就全面而快速的展开了“规范的社会变迁”的进程。在此进程中，国民教育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军，迎来了大发展的局面。毛泽东时代，国民教育在必须面向工农的大前提下，努力让农民及其子女取得受教育机会。农业中学、简易小学与“半耕半读”的办学形式在农村得到推广，使得农村教育处于迅速普及的黄金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