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青少年形象及相关的青春等概念的文化含义和社会价值似乎一夜之间改变了。1933年，当年轻导演让·维果将寄宿学校的学童经验和人生经历定格在《操行零分》中时，青少年与青春成长就被抹上了厚厚的阴郁难看的灰色调子。《操行零分》不仅预示了电影影像表达的文化潜能，而且向现代社会提出了严肃而沉重的文化问题：在高度组织化、体制化的现代社会体系中，青少年及其成长成为必须谨慎和妥善处理的社会性问题。从社会学的理论视野看，青少年教育和社会化问题已成为某种颇具现代性或后现代性色彩的人类困境。特别是1960年代以来，叛逆青少年及其创伤性成长经验已成为一种显在而突出的生命体验。 一、青少年问题的自然年龄维度 现代社会的剧烈变动逆转了曾经被神化的青少年形象及其成长经验，受经济、政治和文化多重规约的青少年健康成长成为人们密切关注的问题。然而，从学理上考察，青春、青春期与青少年等概念并非不言自明。通常，人们有意无意将这些概念看作单纯与自然年龄相关的概念。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将“青春”解释为“青年时期”或“青年人的年龄”；而把“青年”解释为“人十五六岁到三十岁左右的阶段”或处于“上述年龄的人”；“青春期”则被解释为“男女生殖器官发育成熟的时期”。从上述解释看，不管是青春、青年还是青春期都主要是一个与年龄有关的概念，青年和青春期问题主要是一个年龄及由年龄引起的问题。与之相对应，韦氏大词典这样解释youth：生命中的年轻阶段，特别指童年与成熟之间的时期；存在、生长或发展的早期阶段；年轻人，特别是青春期与成年之间的男人；年轻的人或生物；生机勃勃的存在品质或状态。与youth密切相关的是adolesence，韦氏词典这样解释：(1)成长的状态或过程；(2)从青春期到法律上成熟的生命阶段；(3)（语言或文化等）成熟之前的发展阶段。与《现代汉语词典》和韦氏大词典单纯强调年龄等因素不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更注重这些概念中与年龄相关的生理、心理和行为特征。 可以看出，不管青少年、青春或青春期等概念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理所当然地等同，其内涵却是不同的。正像大多数青少年问题专家所指出的那样：青春和青春成长基本上是与现代工业文明共始终的问题。随着现代性价值的全球化传播，青少年成长问题不再是个别性的文化现象，也绝不是只有发达国家才面临的问题。正是意识到相关问题的严重性，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高度关注青少年成长问题。在联合国相关机构的调查和分析中，人们发现，关于什么是青少年、何谓青春期这样的基本问题在各国文化和社会中存在很大的分歧，于是自联合国国际青年年（1985年）起，联合国大会把“青年”的定义统一为15～24周岁的年龄群体。从此，联合国组织中的统计机构和青少年办公室便采用了这个定义，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口普查机构也采用了这个定义[1]。1998年，世界卫生组织从福利与健康角度把“青春期”界定为年龄在10～19岁的人，并指出全世界有20%的人口是青春期人口（其中85%的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世界卫生组织高度关注近年世界范围内出现的青少年健康成长问题，认为青春期是通向健康的最关键时期，70%的成年人过早死亡都与青春期形成的不良生活习惯有关。青春期成长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和健康问题的影响。在类似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中，关于“青春期”的年龄规定通常有15～19岁、15～24岁、10～19岁、10～24岁等多种[2]。概念多元化的内在原因在于，青春和青春期等并非仅仅是涉及自然年龄的时间概念，它不仅与世界各国特定的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而且与其历史文化传统紧密相连。青春期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生物学概念，它还广泛涉及法律、社会历史、人口和文化行为等多个方面。 二、青少年问题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维度 如果仅仅执著于年龄这个自然层面，那无疑是将青少年问题简单化和绝对化了。人类文明不止一次证明，有关青春和青春成长的问题是人类社会精神层面的问题，它是历史性的文化存在。在物质相对匮乏的时代，青春作为一个生命阶段和青少年作为一个特定年龄群体都是一直存在的，但青少年的青春成长并没有成为广泛的社会问题。在当代社会学语境中，通常关于青春及青春期的界定涉及到两个方面：作为一个生命阶段的“青春”和“青春期”；作为一个社会类别的“青年”[3]。然而，社会史的诸多研究表明，作为一个特定年龄阶段，青春是人类生命周期的重要阶段或环节。它遵循生命的自然节律，贯穿人类文明的始终。但青春期并不仅仅是一个年龄问题，更是一个与社会整体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青少年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青春和青春期的概念化过程恰恰与工业文明的演进过程同步，工业化的生产要求将青少年问题化为社会性议题。J.R.吉利斯等人指出，在工业化开始以前的欧洲社会中，既不存在各个年龄阶段在文化性格、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方面的代际区分，也不存在青少年独特的文化价值和信仰体系，青春和青少年从未被赋予特殊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4]。在《死亡文化史》中，米歇尔·沃维尔用大量翔实的文献资料证明，在人类文明的大多数时间里，基本上没有青春、青少年等类似概念，因为人类的预期寿命通常只有二十多岁，大多数人在20～30岁就死去了。生命短促，区分或强调各个年龄段特征的意义甚微；况且，在人类忙于与各种自然力抗争的时候，也没有关注类似问题的闲情逸致[5]。从发生学意义上讲，青少年和青春期问题归根结底是社会性的政治经济问题。 在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相关研究中，成人礼无疑是最重要的仪式。成人礼之后，个体不仅理所当然成为部落成员，而且从此享有人的基本权利，承担相应的责任义务。在古希腊，虽然与青春期相关的文化心理现象还远未得到命名，但柏拉图直觉地意识到儿童与青春期的社会化现象，认为这一阶段更容易受外在世界的思想、风尚、习俗的影响。亚里士多德甚至概括了青春期爱幻想、热情善变等心理行为特征[6]。随着私有制和剩余劳动的出现，人类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以强健体魄和身体强力为特征的劳动能力并不表征着文化权力的优势，年轻人要么服从宗教教条，要么遵从家庭伦理。随着社会生产向体制化和组织化的模式集中，个体生存的生命成本逐渐提高，单纯的“原始劳动力”再也不能适应工业化社会的基本要求。个体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或成为后备劳动力之前，必须接受组织化的系统训练。现代教育体系实施这种培训，政治体系则保证这种培训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处于特定年龄阶段的个体必须被集体性地置于特定的空间和场域，与社会大生产隔离开来。这样，成长中的青少年就逐渐从社会整体格局中剥离出来，无法正常释放的青春期能量就被赋予了某些特别的文化内涵。如果说，身体成长是青春的基本物质维度，那么，反叛、对抗、挑衅和焦虑就是其文化精神维度。随着青少年同侪群体及相关组织的发展，青少年亚文化已经成为青少年建构自身文化身份和寻求社会认同的重要方式。这样，青春期不仅与个体成长密切相关，而且与社会整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相表里。从某种意义上说，青春期既是个体生命早期的社会化过程，也是个体建构自身文化身份和同一性的文化过程；它既是个体掌握各种生存技能成为合格劳动力的经济过程，也是其获得基本文化权利和政治身份的政治过程。从个体成长的微观角度考察，经历青春不仅意味着个体身体的发育成长，而且意味着个体与社会整体文化价值的冲撞与融合。从社会发展的宏观角度看，青春成长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在生命的自然维度之外，青春和青春期理所当然地具有更为根本、更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维度。由于当代社会秩序无以复加地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一无所有的青少年就成了新型的城市无产阶级。对赤贫状态的青少年而言，身体是其唯一的财产和资本。这样，身体既是抵制和反叛的策源地，也是违逆和对抗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少年亚文化实质上就是青春身体的政治经济学。在抽象的政治层面，现代社会赋予个体自由的神圣权利；在社会实践的具体现实中，社会秩序恰恰取消了个体随意使用身体的权利。现代性文化既启发青少年的自我意识，又极力钳制和抽空其政治文化内涵。这就造成了青少年群体与社会状况的基本冲突，一旦冲突爆发，以拒绝和抵制为特征的反文化运动也就不可避免了。身体之外，一无所有。这就是现代性物质化社会中，青春成长的基本现实。这样，青少年尴尬的经济地位最终演变为社会性的政治文化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