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2003年8月中旬的一个下午，中国南方一个城市的戒毒所大门慢慢被拉开。门内水泥道两旁站着20多名干警，笑容可掬地欢迎来自北京的5位艾滋病防治专家。在戒毒所所长带领下，专家们参观了囚房，每个房间住着10－12人。该所一共容纳着415名戒毒者。一声哨响之后，戒毒者从囚禁房间列队走到院落中央，坐在小板凳上集体大声背诵毒品的危害。随后，几名青少年演出了一场涉及毒品危害的话剧，以母子关系讲述毒品对一个家庭的破坏。 作为前去的5位专家之一，笔者特别注意到坐在前面的男男女女是那么年轻。在场的警官说，这些青少年在这里完全可以做到身体机理上的戒毒，但他们对这些年轻人将来是否远离毒品并不抱有信心。长期戒毒工作经验告诉他们，吸毒青少年养成成瘾性的关键是不良朋友关系。离开戒毒所回到社会后，这些人很快会回到具有相同嗜好的朋友圈内，重新滥用毒品的比例往往高达95％以上。① 在随后的几年内，笔者走访了国内另外4家戒毒机构并阅读了有关吸毒问题的先前研究文章，越来越感到朋友圈在青少年首次接触毒品的过程中起到的关键作用。例如，已在上面谈到的那家戒毒所里面一部分人于2004底被释放并参加到国家设立的一个美沙酮药物替代戒毒项目。② 由于笔者参加了对这个项目的督导工作，我见到了12位刚刚开始接受美沙酮治疗的吸毒者，其中有一位30出头的妇女。初见她时，我以为她将近50岁了；她显得非常疲倦、样貌残老、说话时反应十分迟钝。在回顾其吸毒经历时说，她18岁开始做小姐，遇到几名来自广东的同伴，很快觉得自己同她们经历类似，可以直率地相互交流生活经历，甚至有时感到有一种姐妹情意。她看到同伴每次吸毒后都显得腾云驾雾，很舒服地躺下入睡，也很想体验一下。在同伴的帮助下，她弄到了一包海洛因，口吸第三次以后毒瘾就控制不住了，最后从口吸改为更有快感的注射吸毒。她每天至少接客一次才能维持对毒品的依赖。谈话中，她掀起袖子让笔者看胳膊上布满的针眼，黑黑的颜色，很可怕。她一边讲述着接受美沙酮治疗的好处，一边不经意地随口说出自己的老公已经感染了艾滋病。她的丈夫也是吸毒者，共用针具时感染上了艾滋病。庆幸的是她丈夫感染艾滋病之前，她已经生了小孩子。这位不到20岁就开始吸毒的妇女说，她对生活看得非常黯淡，但强烈希望为自己的孩子找到一个远离毒品的生活圈子，找到一个好家庭收养孩子上学。看着我身边参与访谈的两名研究生，她喃喃自语说：“他们多好哟，多幸福，将来肯定有出息，可以成大事。” 问题的提出 笔者对我国青少年吸毒问题的关注之起因是艾滋病在我国的流行。由于艾滋病，吸毒问题越来越被中国公众和政府官员视为一个较大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在上世纪80－90年代期间，吸毒问题和农民卖血问题属于中国艾滋病流行的两个主要推动力。近年来，血液买卖导致艾滋病感染的问题得到较好控制；同时吸毒导致艾滋病感染的人口比例也有所下降。但是吸毒问题（尤其海洛因注射）仍然是中国艾滋病流行的推动力之一。截至2009年5月底，我国累计艾滋病病例报告29.5万例。我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专家估计，我国艾滋病感染者总人数应该在65万人到75万人之间。其中，毒品注射导致的艾滋病感染者的比例近四成。根据近年来的艾滋病流行病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将近一半的海洛因吸毒者采用针具注射吸毒方式，其中四分之一还有共用针具的问题。共用针具虽然是导致在吸毒过程中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直接原因，但是无论是口吸、烫吸或是注射均为共用针具吸毒的前奏。 吸毒问题涉及诸多可以深究的社会学问题，其中包括青少年初始吸毒和戒毒后重新吸毒的经历。对这两种经历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青少年接触毒品的过程和随后难以摆脱毒品的困境。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笔者最近重新仔细阅读了清华大学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协助完成的两份吸毒调查报告。第一个报告是一个项目效果评估报告，为中英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完成；它包括对48名吸毒者的调查问卷和访谈，其中有一半以上首次接触毒品的中介是朋友。第二个报告是清华大学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协助上海作家李宗陶女士对30名吸毒者访谈之后形成的报告，其中25人首次吸毒的中介属于朋友。笔者随后查阅了人民大学一名博士生完成的一份调查报告，发现其中提到65名吸毒者中的45人也是由于朋友关系初次接触毒品。总之，这三个调查报告包括了143名吸毒成瘾者，其中绝大多数人在35岁以下，同时绝大多数人是由于朋友关系的牵连而首次吸毒。③ 这些人首次吸毒的具体情境包括“被单位开除，心情苦闷”；“朋友们为干爹守灵，出于解乏的目的，一起吸食毒品”；“做小姐时，姐妹带着一起吸毒”；“失恋苦闷，朋友拉着吸毒”；“为缓解胃痛，朋友让吸毒止痛”；“开火锅店，有钱找新玩意儿，朋友一起吸”；“赌博赢了钱请客，小兄弟们买毒品”；“朋友一起在夜总会玩时首次吸毒”；“替黑社会讨债，拿到赏钱，朋友一起吸”；“初恋男友带着吸毒”；“当了包工头，身价百万，朋友介绍尝新鲜”；“在深圳被男人包养无事可做，在迪厅与朋友尝试K粉”。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