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0）01－0002－09 陈映芳教授在《青年与中国社会变迁》一书中首先提出一个问题：“在清末中国社会中，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作为独立的年龄群体的青年阶层。”她接着引用日本学者横山宏章的论述：“中国尽管有数千年的历史，那其中却见不到热血沸腾的年轻人，这说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吧”。① 其实，中国历史上少年、青年的名词早就有了，不过作为形成青年群体的学校，公学人数不多，私学十分分散，没有成为群体，再加上君臣父子宗法人伦的控制，在历史上只看到几次大学生运动、几次少年聚众集合参加农民起义的群体事件，不断发生的是个体抗争，的确不存在作为独立的青年阶层。一直到清末民初，中国发生了历史的大变革，作为年龄群体的青年阶层才开始诞生了。 一、在青年崇拜中诞生 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中国近百年来经过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革命，从一个中世纪闭关自守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不容许用寻常尺度来衡量，因此他提出“中国大历史”的概念。正是在这段大历史中，在几次改良与革命失败后，出现了青年崇拜，在历史中缺席了几千年的青年阶层，这时以非常鲜明的角色登上了历史舞台 20世纪初，也就是戊戌政变失败不久，梁启超发表“少年中国说”，针对人们称中国为老大帝国，他说“吾心目中有一个少年中国在”。文中他列举了老年与少年性格的不同之处：老年常思既往，故生留恋心，故保守。故永旧，惟知照例。少年则常思将来，故生希望心，故进取，故日新，常敢破例。老年常多忧虑，故灰心，故怯懦，故苟且，能灭世界。少年常好行乐，故盛气，故豪壮，故冒险，能造世界。他又说，老年如夕照，瘠牛、鸦片烟、秋后之柳……少年如朝阳、乳虎、泼兰地酒、春前之草……文章最后写道：“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这些言论至今还常为人们所引用。 1915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失败后不久，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以后改为《新青年》，创刊号的“社告”中就指出“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他开始就写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以后李大钊又发表《青春》一文写道：“凡以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固莫不惟其青年是望矣。”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提到：“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研究五四的学者们都注意到当时的青年崇拜。陈映芳写道：“‘青年崇拜’由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提出来，并不是不可思议的事。”② 美国著名女汉学家薇拉·舒衡哲在《中国的启蒙运动》一书中，称“五四知识分子”为新一代，有对前辈的超越。老一辈的作用在于通过自身痛苦的过渡和变易，为新一代开辟道路；以对新一代的礼赞和支持，促使青年发现自身优势以便充满信心去完成使命。这种对年轻同盟者的寻求最终发展成了对青年的名副其实的崇拜。③ 青年崇拜是人类早期就有的文化现象。各民族的神话中都出现过青年崇拜。古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就是典型的青年崇拜。东晋葛洪所著《抱朴子》、《神仙传》等著作中也有对“青色”的崇拜，吴端就此写道：道教中的青年崇拜是“默示对生命本质的理解，对生命力量的追求，‘青色’就成为是一种超越凡俗、作为‘长生不老’及持续性和永续性理念的标志。”“青年的概念不仅是对生命的崇拜、对青春的崇拜，更重要的是一种人的理想的形象，是美的形象，超越的形象的理念。”④ 但是这种理念只停留在古代哲人的典籍中，是宗法人伦将青年给捆住了。 在这段中国的大历史中，先进分子的变革从办实业、改制度、推翻皇朝直到掀起新文化运动，其内涵是全方位的。带头掀起这场变革的领军人物都是从青年就开始行动，他们本身就有青春朝气，都是理想主义者。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它那光芒四射的批判精神与奔腾不已的创造活力，改变了老大帝国几千年的沉闷气氛，呈现出一股朝气蓬勃的局面。这本身就是对生命的崇拜，对青春的崇拜，体现了理想和超越的形象。先锋人物的这种理想恰恰又遇上了残酷的现实，梁启超就曾多次表示：反抗变革的保守势力非常强大与顽固，他将希望完全寄托于一代新人。陈独秀们在辛亥革命后也有同样的经历。舒衡哲接着写道：“这些老师论及青年时，情感之深，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对新力量的描绘。” 这时正好形成了新式的青年群体。中山大学桑兵教授《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一书详尽地重现了晚清学生群体的形成过程，以及这个群体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中的重要角色与功能，他特别说明在五四以前中国就有了学生运动。鸦片战争后20年清政府设立京师同文馆，1872年开始派留学生，是近代教育在中国的发端；1905年废除科举制，中国教育开始进入新阶段；辛亥时国内学生在300万人左右，是1905年的12倍，到1916年，学生数已近400多万人，五四前夕，北京已有中高等以上学生25000人。据统计，早在辛亥前十年各省的学潮就有502次。⑤ 五四前最有影响的学生运动是自立军运动和拒俄义勇队运动。戊戌政变失败后参加政变的民间力量——湖南省长沙时务学堂的学生没有退却，由谭嗣同的挚友唐才常率领发动自立军运动遭到残酷镇压，上千人被杀，幸存者赴日留学，投身于孙中山，以后成为两湖起义的重要力量。1903年，针对沙俄侵略东北的无理要求，留日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各地学生纷纷集会声讨，同样遭到镇压，学生于是由爱国而革命，使1903年成为革命思潮代替改良主义的开端。桑兵在书中写道：“从1861年京师同文馆设立到1905年，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中国学生群体才艰难曲折地走完从孕育到成形的历程，而且只是在1901年以后，新式学堂教育才最终得到正式肯定和大力发展。由于内忧外患的逼迫，新生的学生群体还在筚路蓝缕之际，就不得不以稚嫩的身躯，担负起救亡革新的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