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对流动儿童的社会距离研究

      中图分类号：C 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60X（2009）06－0088－05

      一、问题的提出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来到城市，形成规模庞大的“民工潮”；到九十年代末，流动人口不仅在数量上大幅上升，而且在结构上也出现了变化，许多流动农民不再是单身一人来到城市务工经商，而是将其妻子儿女也带进城市，出现了“举家迁徙”的模式，流动儿童的数量也逐年增多。

      随着流动农民及其子女数量增多，他们与城市的社会间关系也成为热点话题。他们能否顺利融入城市社会，除受自身因素和制度环境因素影响外，市民的态度也起着关键作用。2008年我们发表了《流动农民与市民间社会距离研究》一文[1]，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市民对流动儿童的态度。

      市民处于户籍制度带来的优势地位，一度排斥、歧视流动农民及其子女，两群体间冲突时有发生，在此环境下流动农民及其子女很难实现与城市社会的融合。但随着相关政策的松动和两大群体互动的增加，市民对流动儿童的态度是什么样的？除宏观制度层面、大众媒体宣传等因素外，有哪些微观或个体层次的因素在影响这一态度？市民对流动农民和流动儿童的态度有差别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从学理上更细致地理解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问题，也有助于推动与之相关的具体政策议程。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我们在2007年末实施的“市民调查问卷”。调查对象是20－60岁的、有一定文字表达能力的南京城市户籍居民，即市民，不包括在各类学校就读的学生。此次调查为流动拦截访问，为避免在居住小区门口访问出现数据类同情况，并使样本更具代表性，因此分别在南京市鼓楼、白下、下关、建邺、秦淮，玄武6个主城区中选取1－2个人流量较大的市民广场、公园或超市门口作为拦截访问地点。由于各城区人口数存在差异，我们根据各区所占人口比例来分配其样本量。最后获得有效问卷462份，有效回收率为34％。变量设置及变量基本情况参见表1。

      

      二、社会距离状况

      测量两群体间态度和关系的一个重要概念工具是“社会距离”。它最早是塔尔德（G.Tarde）在《模仿法则》中使用的，并认为它反映了阶级间关系的亲密程度。齐美尔（G.Simmel）认为它是人与人之间“内在的屏障”。帕克（R.Park）认为它反映了个人或集团间亲密程度，可以通过测量来表征其程度或等级。博格达斯（E.Bogardus）沿袭了帕克的定义，认为社会距离“能够表现一般的前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特征的理解和亲密的等级与程度”，并发展出“社会距离测量法”。近年来，国内也有学者对流动农民和市民间社会距离进行了研究。郭星华、储卉娟将社会距离分解成向往程度、排斥预期、整体感觉3个层面，发现新生代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正逐步扩大，新一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变化、市民的刻板印象以及传统网络的存在是社会距离增大的重要原因[2]。与郭星华和储卉娟主要从主观意义上测量社会距离不同，卢国显从客观行为与主观心理两方面对农民工和市民的社会距离进行测量。他发现大多数市民与农民工的行为距离和主观心理距离都很大，双方交往具有非对称性。他认为影响两个群体间社会距离的因素除了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水平、职业隔离、居住隔离外，制度供给不足或制度非均衡有决定作用[3]。

      参照博格达斯的社会距离测量法和张海辉的研究[4]，我们根据儿童特点制订了市民对流动儿童的社会距离量表。量表采用三分法赋值：“愿意”赋值1，“说不清”赋值2，“不愿意”赋值3；然后累加，分值越高，表明社会距离越远、对流动儿童的态度越不好，在实际社会生活发生互动行为的可能性越小。

      

      从表2可看出，随着题项涉及的关系亲密程度增加，回答“同意”的频数逐渐减少，而回答“不同意”的频数在不断扩大，即市民对流动儿童的社会距离越来越大，这表明市民对流动儿童的偏见与歧视仍然存在。

      从均值看，市民对流动农民的社会距离的均值为11.10，对流动儿童的社会距离的均值为10.24，表明市民对流动农民的社会距离要比对流动儿童的大，但由于两套量表题项内容不同，此结论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从标准差来看，这两个均值分别为3.063和3.377，前者的差异程度要小于后者，这表明与市民对流动农民的态度相比，对流动儿童的态度分化要大。

      三、影响因素

      为了探究市民对流动儿童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我们首先以市民对流动儿童的社会距离得分为因变量，以市民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个人月收入、职业、主观感知的阶层位置、“是否有农村亲戚在城务工经商”、“目前自己的孩子在上学吗”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得到模型1。此时，模型解释力为11.6％；市民的年龄、收入、职业、主观阶层位置、“是否有农村亲戚在城务工经商”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其余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此外，我们认为市民对流动农民的态度可能会复制到流动儿童身上，所以将“市民对流动农民的社会距离”变量与前述自变量一起纳入模型进行分析，得到模型2。此时，模型解释力为38.2％，明显好于模型1；在模型1中自变量年龄、主观阶层位置、“是否有农村亲戚在城务工经商”均有显著影响，而在模型2中这几个变量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它们主要是通过“市民对流动农民的社会距离”这一中介变量而起间接作用的。

      从模型2中可知，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不同月收入的市民对流动儿童的态度不同，与月收入1500元以下的市民相比，收入在3500元以上的对流动儿童的社会距离要高167.6％：收入在1500－2500元、2500－3500元的与1500元以下市民的态度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收入达到一定的程度会对社会距离产生影响。其原因可能是：流动儿童就读的学校多是民工子弟学校、以接受流动儿童为主的公办学校，他们处在城市的边缘，在夹缝中生存，而收入高的市民的子女在相对较好的学校，他们缺少与流动儿童的交往，缺乏对他们的了解，距离感相对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