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9）06－0066－03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非常关注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这方面的研究大多是从社会学、政治学角度来把握的，并且注重社会大环境中的社会责任、基层民主等方面，然而，较少有学者关注高校这个被称做象牙之塔的独特领地。尽管也有学人研究高校学生组织（以下称“青年自组织”），可是他们是从如何解决心理问题、如何管理整顿等方面入手的。其实，现代社会是开放性的，社会各部门是相互交融的，高校也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中。近年来，高校的青年学生中因志趣、利益、情感等方面有共同诉求而自发组织的学生团体不断涌现，这就是公民社会的萌芽，也可以说是青年学子作为即将步入社会的“准公民”体验民主政治生活的预演。从年龄和判断力两个方面来看，在高校的青年学子中培养、传输民主意识，是再合适不过了。正如达尔所指出的，哪怕是在制度完善的多头政体下，也绝不能期望幼小的孩童信仰“民主制度”，这个词汇和概念对于大多数四岁的儿童来说终究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有证据表明，在美国、意大利和德国，相当多数的年轻人到完成中学教育时就已赞成“民主制度是最好的政府形式”[1]。显然，高等学校是塑造现代公民文化的无可替代的独特领域，那么，青年学子自行组织的志愿者社团、协会等更是培养民主意识的训练场。 为了区别于一般的民间组织，我们将青年学子自发组织的志愿者社团、协会等称为“高校草根社团”。 一、现代公民文化的内涵 只有当公民文化成为社会主流文化时才能孕育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现代大学教育已逐渐普及大众教育，这对塑造适应民主政治要求的社会主义公民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公民文化教育不仅仅意味着从理论层次上对青年学子进行传输，而且意味着要让青年在自治组织中践行，因此就有必要弄清楚何为公民文化，公民文化究竟涵盖哪些内容，当今中国学子现代公民文化有哪些类型。 公民文化，亦即公民政治文化，是由美国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于1956年在《比较政治体系》一书中最先提出的。后来，在G.A.阿尔蒙德和维巴合著的《公民文化》中，作者将政治文化的内容归纳为：（1）对政治系统的整体态度；（2）对政治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的态度；（3）对自己在政治系统中的角色的态度。他们试图通过对比五国公民对民主制度稳定性的态度，揭示出这类态度与稳定民主制的历史经验之间的联系。他们认为，与稳定的民主制相适应的是一种公民文化，在这种公民文化中，主动与被动、义务与执行、一致与分化可以得到平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民文化被视为将微观政治与宏观政治联系起来的纽带，是政治系统正常运行并发挥功能的关键要素之一[2]。 香港学者余振华教授概括说：“公民文化的特质在于，第一，公民具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关注政治系统的输入与输出，尤其是输入功能取向的具备；第二，公民具有较强的政治认同感和效能感；第三，公民政治活动的频率较高，但这种活动的主要特征是高理性基础上的高参与。”公民文化是民主制度的意识铺垫与风格基础，其实质体现为具有一国国籍的人们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所形成的权利与义务并行不悖的理性自觉和行为取向。“公民文化是一种平衡的政治取向，比如说，有政治活动，但不至于去摧毁政府的权威，有政治的参与和输入，但却是温和的；有政治纷争，但却是有节制的。公民文化的内涵是守法、宽容、恕道和理性论事的多元文化。”① 众所周知，“公民文化”是西方社会传入中国的政治学语汇。西方社会发展到今天，已历经了几个世纪的风雨，最终定型为一系列的规则体系、价值原则、行为模式和生活态度。尽管我们借鉴人类一切政治文明时有必要防止“橘化为枳”的水土不服现象，但是，以平等、自由、宽容、社会参与、合作、责任等价值诉求为基础的“现代公民文化”并不是专属于西方的政治文化现象，也并不是只有西方社会才是其生存的土壤。实际上，随着全球化浪潮辐射至世界的每个角落，“现代公民文化”之基本理念已为不同民族所逐渐认可并接纳。所以，在中国这样传统文化深厚的国度里，既要注重历史的传承，又要应对民主化浪潮，方能形成适应社会急剧变化的现代公民文化。 二、青年自组织的功用 青年学子们从年龄、心理、生理等方面无疑是最具活力的、最敏感的、最有可塑性的、最具希望的群体，他们勤于思考，时刻关注社会变动和民主化趋势。当经济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已在中国渐趋形成，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初露端倪时，他们就主动迎合社会的发展，自发地、自下而上地组织起各种论坛、协会、俱乐部等社团组织。他们关注真正的公共利益，以主体平等的姿态自由论辩、评判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这样就形成了缓解张力的公共领域。而且，这样的“公共领域是为个性而保留的，它是人们能够显示出真我风采以及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唯一一块地方”[3]。毋庸置疑，青年学子自发组成的社团组织是最不具权力专制性的，他们的组织生活是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同时又建立在相互协调的平台之上。这就有点类似于阿伦特所说的雅典城邦生活，青年学子通过“语言”和“行动”就共同关注的社会事务自由地发表意见并达成共识，这种公意的一致和共识将会促进社会的团结，也使青年自组织的群体生活具有普遍的公共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