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孩子的乳汁

作 者:

作者简介:
赵修义,华东师范大学

原文出处:
当代青年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当今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正在为青少年的成长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然而有助于青少年心智健康发展的精神氛围却不容乐观。“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口号凸显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并正严重干扰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本文提出:“社会达尔文主义”把人生还原到了适者生存的动物世界,从而消解了人类最珍贵的真善美和亲情友情,更误读误导着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的发育。由此,呼吁社会各界“切莫让‘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孩子的乳汁”,坚决抵制反映这一倾向的观念与制度的泛滥。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10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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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儿童是中华民族的未来,也是国家的未来。给儿童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关乎一代人的健康成长。今天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为儿童健康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尤其是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然而儿童心智健康发育的精神氛围却不容乐观。

      两个相辅相成的口号正流行于世——“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赢在起点”,就是这种精神氛围的一个突出体现。尽管早在2002年《文汇报》记者苏军就曾发文质疑这类口号,指出它正在成为家长增加孩子过重负担的理由,成为“逼”孩子过早地求学、过滥地学技习艺的“经典口头禅”。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把不适当的超前教育当作先进理念来接受,忽视了孩子阶段性成熟的内在要求。现在的家长对孩子期望过高,重学习甚于生理成熟,而且往往是把父母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有的家长对学龄前孩子进行超前教育和训练,期望孩子入学后,学习起点比别人高,在竞争中占有优势,同时满足自己的虚荣。一些家长唯恐孩子“吃”得不够,一岁教认字,二岁学数数,三岁练钢琴,五岁就盼望成为小画家。有一位家长为4岁的孩子安排了四五种艺术类项目,每天晚上练得孩子在琴架上直打瞌睡。这些家长希望孩子一口吃成个胖子,一晚上成为一个天才。然而,这种做法,并不符合育儿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均衡性。如果说苏军主要从育儿的规律提出质疑的话,那么,女作家池莉则动情地从其后果着眼,斥责这类口号是“混账之极”,②她还用自己培育女儿的亲身经历对此作出了颇具说服力的论述。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发自良知的呼唤,却引不起人们的注意。相反,在“早教”已经形成产业链的巨大利益驱使下,这类口号却愈演愈烈,于一定的范围内取得了话语权,成了一种“权力话语”。只要打开搜索引擎,输入“早教”这个词就可以看到,排在最前面的就是以“赢在起点”命名的早教网。报刊上也经常出现这样的广告语和类似的文章,这就致使许多年轻的家长把它奉为圭臬,深信不疑。家境富裕的家长不惜代价地想尽办法让自己的孩子“赢在起点”,而囊中羞涩的家长又为无力支付高价的早教费用而忧心忡忡,生怕自己的子女“输在起跑线上”。由此足见这类口号之威慑力已经达到了何等程度。

      这一事实表明,单纯从育儿的规律,即认知层面上来剖析这样一种现象,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和遏制这种有害于儿童心智健康发育的做法。为此,我们需要从价值的层面去辨析这类口号的问题所在。

      那么,这类口号到底表达和倡导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呢?简单地说,就是把人的全部生活包括幼儿的生活都看作如同动物间的生存竞争,一切都是以生存竞争中的输赢为出发点。这种观点,在思想史上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其要害就是把整个社会生活看作是个人与个人之间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这就是所谓的适者生存,或者说不适者淘汰(也就是不得生存)。把人生就看作是一场输赢的赌博。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把这种观点形象地描述如下:“生活的目标成为不断啮取树叶,直到能够得着的最高树干,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可能方式是,让脖子最长的长颈鹿活下来而饿死那些脖子较短的。”至于这种竞争性斗争的代价则根本不予考虑。于是就把那些饿死的长颈鹿所遭受的痛苦,那些在争斗中落到地上并被践踏掉的甜嫩树叶,那些脖子较长的长颈鹿由于过量摄食而引起的不适,在这种原本温和的动物脸上所浮现出来的贪婪、焦虑等种种不愉快的表情,都统统被略去了③。这种观念在德国哲学家尼采手里就演化为,只有强者才能生存的所谓“生命道德法典”。这本来是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东西,而且为众多思想家和社会人士所不齿。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它却在中国大地广为流传。其结果就是,人们关心的或谈论的都是胜者、败者,或强势者、弱势者(也就是被边缘化者)。人们开始把人生看作是一场赌博,赌的不仅仅是金钱、股票,还有生命本身。“赢”成为人生的目标,无论在何种行业、何种场合,处处都想赢而怕输。赢则得意忘形,输则自惭形秽。给胜者戴上的一顶最为冠冕堂皇的帽子,就是“成功者”,或者叫做“成功人士”。“成功人士的标志”在相当一段时期里,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广告词。铺天盖地的广告所定下的成功人士的“标准”,就是香车、豪宅和各式各样的奢侈品,以致于当今人均GDP排名甚后的中国竟高居奢侈品销量的前列。近来有些主流媒体也开始把“成功人士”这个称号用于专指那些有财产、有资本的老板们,于是大款、大腕、大官、大牌就成为全社会仰慕或者妒忌的对象。至于那些辛勤劳作,为国家默默耕耘的但是囊中羞涩买不起那些奢侈品的众多普通的体力和智力劳动者,自然就变成了“非成功人士”,在一定意义上也就被归于“失败者”、“输家”的行列,更不用说那些默默地承受着改革代价的困难人群了。

      这种现象用荀子的话来说,就是“势荣”代替了“义荣”。荀子是最早全面地阐述荣辱问题的古代思想家。他认为对于“荣辱”有两种不同的观念,一种是讲“义荣”,以“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为荣,并认定“荣辱之大分在于义”。另一种就是只讲“势荣”而不讲“义荣”。所谓“势荣”指的就是一味以“爵列尊,贡禄厚,形势胜”为荣。换成现代的语言,就是只讲官位,财富,权势,人脉,而不讲品格与操守。这种一味地将财富产业、功名利禄、门第势位等等外在功利性的东西作为“成功的标志”的风气,在社会上广为流行。其结果是刚刚富起来的或者有点权势的一些人群,就会如荀子所说“流淫污漫,犯分乱理,骄暴贪利”(即纵欲无度、恣意妄为,不择手段、违法乱纪,骄横暴虐、贪墨敛财)。毋庸讳言,当今社会确已出现了荣辱颠倒、“势荣”泛滥的气息。具体地说,是四个为荣:一是“唯富为荣”:只以财富的多寡评价自己和他人。不问这些财富到底是通过诚实劳动、技术创新、合法经营、诚信经商得来的,还是通过坑蒙拐骗、逃税行贿、贪污枉法得来的,也不问富起来了之后,到底是热心公益回报社会还是穷奢极欲、斗富比阔,歧视、鄙视、坑害那些还没有富起来的劳动大众;一是“唯贵为荣”:有了一点社会地位就忘乎所以,拉架子,摆阔气,颐指气使,不知道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地位也好,权位也好,各种奖励和荣誉称号也好,都是来自人民,因此地位事实上意味着对社会的更大的责任,意味着对人民对国家有更多的义务,意味着自身行为对社会的垂范。有的运用所具有的地位和手中的权力,挥霍公帑,等而下之者则是不择手段地谋取地位(或跑官要官,或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有的还不惜违法乱纪,寻租谋私,盗窃国家资财;一是“唯名为荣”:不择手段地追求知名度,不管是虚名还是恶名,只要有名就好;一是“唯奢为荣”:为显示自己的财富、地位和名声而崇尚奢侈,比富斗阔,以物傲人。近来大学生中间出现的所谓“拼爹游戏”,也就是这种观念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如果听任其蔓延,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不会再去讲究品格与德性,也不会再去讲究学识和才干,只剩下财富和权势的比拼了。④在这种精神氛围下,如果自以为是胜者强者的人群恣意妄为,那么社会的和谐也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这些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相悖的价值观念在社会上的流行污染了我们的精神氛围。而“赢在起点”早教口号的泛滥则表明,此类观念不仅已经通过各种方式支配着许多成年人的头脑和行为,有的还正在逐步地制度化,而且正在强势地灌输给未成年的青少年,甚至是幼儿。有一个6岁的孩子竟说出自己长大要当“贪官”的志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见此不禁想起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警示。20世纪30年代,也就是在大萧条时期,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忧心忡忡地写道,现在英美国家,社会达尔文主义泛滥成灾,已经成为婴儿的乳汁,进入了幼儿园。⑤令人感慨不已的是,这种现象如今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也出现了。这不仅仅是说说而已的广告词,而且已经物化到少年儿童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看看,那么多的竞赛,那么多的PK,那么多的考级和评选,那么多的选秀活动,搞得家长和青少年人心浮躁,人人想一夜成名。学校的教育也不能幸免。这无论是对于家境富裕的孩童还是囊中羞涩的贫家子弟,都是无形或有形的精神压力。它经由家长、教师,还有各式各样的传媒传递给青少年。于是无拘无束的童趣,对大自然的好奇心,玩伴的友情,阅读的快乐,“成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情操的陶冶等,青少年健康成长不可或缺的东西,都被“输赢”和“成败”挤掉了。许多青少年成长中的许多问题,家长的许多烦恼,学校教育的许多困境,就由此而来,它甚至酿成了一些令人扼腕悲剧,但是很多人对此却熟视无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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