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国内兴起了一股“新国家主义”思潮。这一思潮主张强化国家观念，树立国家权威，培养国民的爱国心。它迎合了日本国内凝聚人心、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需要，填补了由于经济发展而带来的国民精神空虚，迅速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 一、日本“新国家主义”思潮的兴起 “新国家主义”思潮的兴起有其一脉相承的思想源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开始了“民主化改革”，这一改革过程始终伴随着现代民主观念与日本传统文化的新旧纠缠并反映在政治思潮上。冷战结束后，伴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一方面是日益增长的“现代病”：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盛行、国民精神空虚；另一方面是激烈的日美、日欧贸易摩擦，西方政界、舆论界及学术界对“日本威胁”、“日本异质”的激烈批评和指责，日本面临以什么目标来凝聚国民的政治热情和选择什么发展道路的难题。在内外交困的境地，“新国家主义”应运而生并迅速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新国家主义”有别于战前的极端国家主义，它是以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并成为经济大国为基础的关于日本国家未来发展的一种社会政治发展观。“新国家主义”的本质，是在于重新确立国家介入社会的角色、范围与效率的问题。①“新国家主义”的宗旨是以经济迅速发展来维持国家的高度统一，核心是以日本国家利益为中心追求其国际政治大国地位。日本“新国家主义”的主要内容包括：对内消除“战败国后遗症”，建立日本国民的民族自信心，宣扬天皇的精神权威来统一民族思想；对外追求政治大国的地位和国际事务的主导权。日本“新国家主义”的兴起是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和国际冷战结束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思潮的兴起对日本青年有极深远的影响，也影响着日本未来的政治走向。 二、“新国家主义”影响日本青年的价值观 战后成长的日本青年经历了民主化的洗礼，民主、平等、自由、和平的观念深入人心。经过20多年的经济发展，日本跻身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列，经济高度发达带来享乐主义盛行，青年也随之成为摆脱社会羁绊、推崇个人价值、追求享乐的“新人类”，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成为青年的主流。日本青年中“希望悠闲度日”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希望大展宏图”的人数。青年一度因为贪图享乐和缺乏社会责任感被称为“经济动物”和“拿着手机的日本猴子”。一些学者也因此认为日本青年开始摆脱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走向个人主义。但是这种判断只看到青年价值观的一个方面。日本青年在摆脱家族、公司等小共同体束缚的同时，并没有走向西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而是建立了以国家为核心的新的集体价值观，在涉及日本国家利益的日本“入常”、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上，日本青年表现出更为强硬的态度。1988年有调查显示，有71.8％的人愿为日本的发展做出贡献。2005年有43％的日本国民支持日本“入常”，43％的国民没有拿定主意，只有6％的人反对日本“入常”。②这一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复归，“新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经济高度发展和个人主义泛滥的社会里，日本青年也体会到前所未有的价值空虚和无根的困惑，“新国家主义”巧妙地把传统与现代、底层与精英融合一体，使传统社会对集体、国家利益的重视与现代民主社会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强调产生新的契合点，把民主观念与传统价值、忠诚爱国的民族主义相结合，形成一种群策群力、团结爱国的思想，在民主社会的基础上构建国家主导下的多元价值观。“新国家主义”为青年提供了新的归属感，国家成为新的社会整合力量而受到青睐。这也是中曾根内阁的“战后政治总决算”思想中始终强调的“经济时代个人与国家对立观念已结束”观点。“新国家主义”重视身为日本国民的满足感和优越感，强调个体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日本青年在“新国家主义”的影响下，在追求个人价值的同时开始向集体主义价值回归并形成强烈的国家认同感。 二、“新国家主义”影响日本青年的政治参与 近代以来，日本青年的政治参与经历了从高潮到低谷再到理性化的过程。战前日本青年对政治生活的强烈参与意识和在“尊皇”、“尚武”教育鼓动下的忠君报国的热情是推动国家政治法西斯化的重要力量。战后日本青年的政治参与有了明显的分化，左翼青年是民主制度的坚定支持者，他们通过罢课、罢工、游行示威等方式，围绕反战、反美、争取民主等主题参与政治，以维护公民的民主权利和日本的独立地位，如20世纪50年代初的“反《破防法》事件”和20世纪60年代围绕《日美安保条约》风起云涌的反美运动等，他们是战后顺利实现民主化过渡的重要力量。右翼青年力图恢复天皇的绝对权威，重建国家绝对体制，复活军国主义，倡导极端民族主义，如臭名昭著的“殉国青年队”和右翼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剖腹自杀事件等。20世纪70年代，池田内阁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把国民的注意力从政治领域转向经济领域，在经济快速增长、国民生活富裕的基础上，形成了安于现状的保守“中流意识”。日本青年的政治色彩也日趋淡化，其政治参与日趋保守化，对政治态度冷漠。从1973年到1993年，认为选举对政治很有影响的青年从40％减少到24％，认为游行示威、陈情和请愿对政治很有影响的从14％减少到7％，认为舆论对政治很有影响的从4％减少到3％。而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的则从60％增加到64％。③青年理性、务实、政治参与淡化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这种背景下，“新国家主义”对凝聚人心、激起青年政治参与热情起着重要的作用。 “新国家主义”强调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和对国家的责任，虽然青年的政治功效感下降，不太关心政治，但是他们并不是传统的低政治意识下的不关心政治，三宅一郎在《日本政治的坐标》一文中总结了传统型不关心政治和现代型不关心政治的区别：“传统型不关心政治=弃权=低的政治意识”，而“无支持层=高的政治意识=现代型不关心政治”。21世纪初日本政治发展的事实证明日本青年的政治参与虽然比较保守，但是他们属于“依靠保守政治势力以改革现状的变革型保守意识”。2001年上台的首相小泉纯一郎获得国民尤其是青年的大力支持，小泉强调国家利益至上，推行强硬的外交政策，提出日本军事政治大国化的目标，参拜靖国神社，主张邮政民营化，小泉特立独行而又强硬的内政外交是“新国家主义”在日本政治上的鲜明体现。小泉的主张获得青年的大力追捧，当选时支持率超过80％，他推动的日本“入常”、修改宪法、海外派兵、邮政民营化改革得到青年的大力支持，2005年以邮政民营化法案为契机的日本众议院大选，吸引了众多选民前去投票，投票率达到了67％。这些现象都表明，在“新国家主义”的影响下，青年对政治并不完全是冷漠、排斥，他们在切身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驱动下，完全有可能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