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转变，大批青年学生迈进了大学校门。这些青年学生正处于人格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此关键时期，如果个体不能成功地明确自己是谁、生活的目的何在以及如何对待他人这样几个基本问题，就会出现严重的自我认同危机，导致角色混乱和随之而来的各种人生失败[1]。新生代大学生是中国今后半个多世纪知识阶层的代表，他们的文化取向，对各种文化的趋近性，必将最终形成自己最后的文化认同，也必将影响今后中国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因此，新生代大学生的文化认同对于当代中国而言，不仅是一种文化立场和态度，更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新生代大学生文化认同危机的理论研究 (一)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的界定 文化认同是指个体或群体将某一文化系统(信仰、价值观、规范、习俗等)内在于自身心理和人格结构中，并自觉地以此系统的标准来评价事物、规范行为的过程。它是一个社会人们所共同持有的心理情感和意识，是社会整合的一套重要机制。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经典概念“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告诉我们，所有社会都存在于想象之中。于是，民族国家得以成为一种融合历史文化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于一身的共同体。而民族这一共同体的维系，则需要共同的地域、血统、语言、祖先、文化、宗教、习俗等根基性的纽带确立的一定政治共同体以内的人们的认同，这便是民族认同。 政治认同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2]。从个体意义上讲，政治认同是个体经过政治社会化过程内化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后所形成的一系列情感、态度、信念等政治倾向，是其政治自我(politicalself)或政治人格(political persona or political personality)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意义上讲则是“数百万个体的政治社会化经历所累计得出的对整个政治体系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结果”[3]。 从研究新生代大学生文化认同危机的角度而言，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从理论上讲应当是新生代大学生群体所属的文化。随着我国入世后与外界沟通的增多，必然面临着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更多各种各样的文化。必须强调的是，中华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融合、吸收了许多西方的先进文化，在实际生活中，新生代大学生群体所面对的也正是这种已经融合了多元文化而形成的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 有鉴于此，本文对新生代大学生“文化认同”的界定如下：新生代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是指大学生通过学习、生活和体验，在认识和情感上形成对外在于主体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识趋同，并用以武装自己的头脑、指导自己的行动的一种过程。它不仅是认识上的赞同、情感上的相容，更重要的是信念的确立及信念与行为的一致性。 (二)认同危机、文化认同危机与政治文化认同危机 随着现代社会发展的突飞猛进，“我是谁”的问题愈发成为人们的困惑，以致发展为制约个人与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简言之，文化认同危机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或者一个人有了多种身份之后并不清楚现在的角色定位，以前清楚的，现在模糊了；过去坚信的，现在彷徨了；昨天相信的，今天怀疑了。老幼、你我、新旧之间，地域与族群之间无时无刻都在变幻。 如前所述，文化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以政治文化认同的形式得以展现，而文化认同危机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表述为政治文化认同危机。新生代大学生正处于政治观念形成和政治态度树立的关键时期，本土政治绩效的缺失、政治改革的迟滞以及西方政治文化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他们政治观念的模糊与政治信仰的缺失，由此引发了新一轮的政治文化认同危机。 (三)新生代大学生文化认同危机的现实界定 新生代大学生具有炽热的爱国情感和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对涉及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祖国统一的重大事件，立场坚定，热情高涨。在各种复杂的形势面前，新生代大学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对民族和祖国的真挚情感。但是，这一代学生的双重性同样十分明显。他们的价值判断多元、偶发、随机、迷茫，有时比较混乱，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导向，问题导向明显。他们一方面高扬民族主义旗帜，另一方面相对盲目地接受西方的文化价值体系。所以在其背后，隐藏着“认同危机”的暗潮。 新生代大学生的文化认同危机是在社会转型和代际转换的过程中出现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中出现的消费主义与拜金主义浪潮、原有的意识形态的迅速弱化、信仰的严重缺失、精神的荒漠化、各种腐败现象的滋生等又从另一个方面悄悄瓦解着大学生的认同。所以说，不是某种紧急状态反映新生代大学生群体出现了危机，而是因为“政治信仰、政治信任、政治信心”这“三信”的行为表现以及由此引发的上述问题的集中持续性的爆发，引发我们对新生代大学生文化认同危机的判断。 从危机理论上讲，新生代大学生的“文化认同危机”不是一个深发性危机，它不是当前的、眼下的，不是事件性危机，而是历史的、客观的，是一种状态和过程性危机。当前中国处在社会转型的特定时期，有其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也有着“认同危机”的特定形式与背景。许多输入西方文化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诸多的认同混乱，这种认同上的混乱与断裂已经给这些国家的安全性带来了全新挑战。在中国，“文化认同”引发的“政治认同”是构成“国家认同”的主体内容。因此，我们的政治文化、语言文化和教育体系都面临维护自身“安全”的课题；新生代大学生对传统文化、民族意识和新时期意识形态的“文化认同”是关系中国“认同危机”的重要砝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