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9)09-0114-10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前苏联-东欧各国纷纷宣告解体。在国际学界，右翼把苏东“国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这一解体笼统解释为“马克思主义的终结”，甚至是“社会主义的终结”。例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名噪一时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1993)中，就以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为历史背景，描绘了一幅资本主义在全球凯旋的图景，宣称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从而也是最后一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作为制度而言已不再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有效的替代选择，资本主义将成为历史上最后的一种政治制度。他妄言：“我们也许正在经历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发展正以西方的自由民主作为最终的政体在世界上普及而结束。”①这种右翼论调代表了西方世界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情绪，特别是迎合了当下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需要。 然而，现实业已证明，形形色色的“时代终结论”，例如，所谓“乌托邦时代”的终结，“历史”的终结、“现代”的终结、“理性”的终结，都是站不住脚的。历史也将证明，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终结论”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种论调不仅缺乏历史的根据，也缺乏系统的时代分析。如果历史地审视前苏东社会主义，追问究竟解体的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那么人们也就不至于因看不到历史的总趋势和人类的远景而悲观绝望。 应当承认，苏东解体以来，当代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因此，反省和重建社会主义理论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当代社会主义理论反省和重建面临两项紧迫课题：一是彻底批判关于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论，根除极权主义实践；二是重建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依此重新奠定其历史的、结构的规范实践基础和目标规定。 一、苏东解体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 根据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的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理念的重建是一个巨大的理论工程。大体说来，这一工程应当包括下述要点：第一，中止想象的统一，即中止把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视为等同，以便从社会主义理念的调整出发，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因素和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因素聚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建问题；第二，批判地区别、理解和把握历史上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包括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实事求是地估价当代各种社会主义运动的立场。为此，必须关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关注所谓“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科学”(Gesetzeswissenschaft)；二是关注开放视域中的社会实践概念，审视各种社会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与民主关系的态度。 对于当代社会主义而言，这一分析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对社会实践理论的现实中介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还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整合具有指导性意义。苏联“科学社会主义”的要害在于，阉割了社会主义的具体乌托邦因素和规范因素，把社会主义理论变成一种抽象的实证教义，事实上，“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一味援引“科学的”必然性及其发展过程，既排除了社会主义的多元性和创新性，也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的批判功能。因此，尽管布洛赫原则上赞同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说法，但是以各种方式警告人们提防从乌托邦到科学的“过火的”进步。“马克思主义并非不是乌托邦，而是具体乌托邦的新事物。”②所谓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这一进程并不意味着把每一个乌托邦原则都抛在脑后，而是仅仅意味着扬弃其“抽象性”或“乌托邦主义”。反过来，所谓“科学因素”并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应当被具体地应用于当下世界变革的解放实践，被应用于必不可少的具体乌托邦视域。 由此出发，布洛赫坚决反对把“人权”和“民主”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对立面，拒绝将“自由”、“平等”、“团结一致”等理念统统溶解在臆想的“科学”概念里。恰恰相反，他大力倡导社会主义的规范因素，宣布民主和人权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要求在社会主义事业中不断强化和提升这些规范因素独特的批判性、建构性意义。 对于布洛赫来说，努力追寻马克思主义“具体的乌托邦”向度和规范向度，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本真的哲学使命。不仅如此，布洛赫的哲学乌托邦视域不仅指向社会主义的政治-社会视域(无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更趋向乌托邦-形而上学的意义视域，要求彻底扬弃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和异化，实现世界过程的和谐同一(Identiaet)。但是，在他那里，除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末世论-形而上学目标视域和实现视域之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立场还表现在下述两种思潮的高度综合：一种是科学的分析“寒流”(Kaeltestrom)，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条件研究”、社会实践的“趋势知识”；另一种是乌托邦的远景“热流”(Waermestrom)，即具体乌托邦的、规范哲学的“远景研究”，亦即关于社会解放内容和目标的现实关系与实践关系研究。 因此，布洛赫批判的和重建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Marxistischer Sozialismus)理论的焦点在于，重申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必然联系，或者阐明社会主义与民主的特殊的体验关系(Erfahrungskontext)。布洛赫发现，把民主、人权、自由、平等、博爱、团结一致等不加批判地统统打入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正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个重大的“实质性缺陷”。在他看来，民主与社会主义是循环地交叠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必是民主，民主必是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民主。这就是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必然逻辑，如果打破了这个逻辑，就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因为这种民主与社会主义必定是“一种自由的议会民主程序”③意义上的民主与社会主义，而这种民主与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的社会形式”的社会主义④所不可或缺的政治-国家机构要素，是在国家机构层面上阻止并得以克服国家社会主义“独裁”的必由之路。为此，布洛赫一再援引罗莎·卢森堡关于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的基本命题：“没有无社会主义的民主，没有无民主的社会主义。”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