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社会党的社会政策偏好:传统与变迁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姿姿,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原文出处:
欧洲研究

内容提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欧福利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如何适应从传统政治向新政治的转变,实现自我转型成为西欧左翼政党普遍面临的问题。通过对1981-2002年间法国社会党社会政策偏好转变的分析,本文认为法国社会党的社会政策偏好从传统政治中的以阶级联盟为基础走向新政治中的以就业联盟为基础。然而在现有社会条件的制约下,这种以就业联盟为导向的社会政策所带来的结果是社会保障制度二元化和更大程度的社会不平等,以社会民主主义为宗旨的欧洲左翼政党依然面临巨大的挑战。


期刊代号:D3
分类名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复印期号:2010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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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西欧福利国家左翼政党的社会政策偏好开始发生转变,从福利扩张转向福利削减或福利调整。政党行为的变化引起了社会政策研究学者的广泛关注,主要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以及各国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削弱了左右翼政党在社会政策制定中的差异,政党的福利政策逐渐趋同。①另一种观点认为,即便在福利削减的时期,左翼和右翼依然是影响福利制度安排的关键性变量。②这些研究考察了政党和社会政策的关系,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政党与福利削减的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不过,现有研究依然存在不足之处。首先,它们主要关注的是福利国家的产出,也就是政府的规划或政策的变化,例如养老金、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以及社会服务,但是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角度,也就是福利国家的结果,即政策是否缩小了不平等,对福利的领取者而言是否意味着更大的公平。③对传统上以社会公平为目标的左翼政党来说,这一视角更有意义。其次,现有研究往往通过不同的指标来衡量福利国家的扩张或削减,但并没有解释政党和福利调整之间的关系。事实上,面对变化了的社会和国际环境,左右翼政党都在调整自己的施政纲领和政策实践,如何解释政党社会政策的传统和变迁成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通过对法国社会党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政策偏好变迁的研究,本文试图提供理解政党和福利改革关系的一个新视角,来分析影响左翼政党福利改革政策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欧洲社会出现了新的社会风险群体,例如移民、妇女、青年和老人等群体,他们在需求、目标和资源能力上都和以往福利制度的主要受益人产业工人存在差异。随着新社会风险群体的出现,工人阶级围绕就业市场出现了分化,即分裂成有稳定就业的工人(局内人)和没有固定就业的工人(局外人),这使左翼政党在维持原有社会政策偏好,即产业工人的利益的同时,也要满足新的社会风险群体的社会保障需求,这客观上促成了政党在价值取向、政策制定和目标群体上的转型。④

      基于此,本文认为新社会风险及其引发的福利制度“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区分是理解左翼政党的福利政策的一个更有益的视角。文章试图从四方面展开:第一部分介绍法国社会党社会政策偏好转变的背景;第二部分介绍法国社会党社会政策的理念变迁;第三部分分析法国社会党社会政策实践的变化;第四部分分析法国社会党社会政策的结果及面临的挑战。

      一 从传统政治向新政治的转变

      就西欧各国的社会政策而言,传统政治向新政治转变起因于新社会风险群体的出现。二战后在西欧各国的福利制度中,产业工人是主要的福利获得者,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和失业保险、家庭福利等都是围绕产业工人在就业市场中的需求逐步建立起来的,而老人、妇女、儿童等群体的社会福利要么依附于产业工人,要么作为社会保险的补充。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西欧国家的社会福利风险结构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收入不平衡和劳动力市场不稳定意味着失业增多,劳动力的就业收入不足以维持生计和免于贫困;家庭不稳定和单亲父母增多使家庭发生贫困的风险增大;此外,大批妇女开始走出家庭进入劳动力市场,社会面临如何协调工作和家庭生活的新问题。这些现象被西方学者统称为“新社会风险”(New Social Risks),它们所针对的社会群体不是传统的产业工人,而是青年、妇女和低技能工人等“新社会风险群体”。⑤

      应对这些新的社会风险而形成的政策和政治与二战后的福利政策和政治存在很大差异。在以前,阶级联盟被认为是推进社会福利的主要动力,面临相近社会风险的产业工人可以通过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来满足需求;在新政治中,劳动力的同质性减小,不同的群体有着不同的社会风险和权力资源,难以通过和以前一样的阶级动员来影响社会政策。这两种政治不但存在不同的阶级结盟,还意味着不同的政策手段。战后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主要是通过扩大各种社会福利项目,增加劳动力的非商品化程度(个人或家庭在不参与市场的情况下由社会支持所能获得的生活水平),减少劳动力对市场的依赖;相反,当前的主要政策则是通过培训和再就业,鼓励劳动力重新返回劳动力市场,是从“非商品化”向“再商品化”的运动过程。⑥与此相关,以往认为左翼政党和工会的力量是社会福利的主要推动力,现在左翼力量和福利扩张之间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原来用于解释政党和社会福利关系的权力资源理论也面临新的挑战。

      20世纪80年代初,法国正处于这样的转型时期。二战结束后,法国的经济以5.2%的年增长速度发展,维持了较高的就业率。不过,从1973年起,法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失业率逐渐上升,1974年失业率为2.8%,1981年为7.4%,1985年达10-13%,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失业率最高的国家。当时,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财政赤字日益增大,平衡社会保障收支成为当务之急。与此同时,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国际经济竞争日益加剧,法国企业面临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压力,这意味着用削减劳动力的非工资支出或裁员来减少劳动力成本,而这必然会损害社会党的核心原则——社会团结和公平。此外,在欧洲化运动的推动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建立给法国带来了缩减社会福利支出的压力。密特朗在1983年的一次讲话中表达了这种困境:“我在建设欧洲和带来社会正义这两个愿望之间进退两难:要实现前者,欧洲货币体系是必需的,但是它会限制我实现后者的能力。”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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