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51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9)04-0160-04 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农业全盘集体化和消灭富农运动的开展，越来越多的农民被剥夺了财产和土地强制迁移到偏远地区，这些丧失了选举权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监管下强迫劳动的农民被称为特殊移民。 特殊移民问题是斯大林体制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俄国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该问题，40年来著作颇丰。最早研究特殊移民问题的是H.A.伊夫尼茨基，他试图在农业集体化研究的大框架内展现特居区形成初期的一系列问题，利用当时公开的有限档案史料概述了30年代初富农流放中的主要问题[1]。虽然伊夫尼茨基尽量使自己的研究符合当时的意识形态要求，但专著出版后仍然遭到了尖锐的批评。此后，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利用能够接触到的史料展开研究。近年来，随着绝密档案的逐渐解密，多本有关特殊移民问题的文献集出版，如《斯大林统治下的古拉格历史：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中期》第5卷《苏联特殊移民》《苏联农村的悲剧1927-1939》第2卷和第3卷等，这些文献集提供了极尽翔实的文献资料，从农业集体化过程第一批特殊移民出现开始一直到斯大林去世后特殊移民体系的解体为止，展示了各个阶段特殊移民的命运。 中国学者对特殊移民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著述较少。谭继军研究了特殊移民的饥饿现象，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是以行政方式改变社会关系和生活生活关系的必然结果[3]；冯佩成对特殊移民政策产生的背景和实施作了研究，认为这是苏联政府对农民的一次掠夺，特殊移民对苏联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4]；师建军从历史根源以及斯大林心理和价值观研究了特殊移民政策出台的原因[5]，并概述了特殊移民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6]。本文拟依据近年来俄罗斯最新解密档案阐述全盘集体化时期特殊移民的迁移、安置和利用问题。 一、特殊移民的迁移 全盘集体化时期大规模流放特殊移民行动从1930年初到1933年5月，共持续4年，其间掀起两次高潮，一次在1930年初，另一次在1931年初。据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中央登记局统计，1930年初至1931年9月30日，共流放富农517665户2437062人[7](P8)。 1930年2月2日，亚果达签署国家政治保安总局44/21号命令，指出，“为了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必须对他们实施毁灭性的打击”，立刻“大规模流放全盘集体化地区中最富裕的富农及其家属至北部偏远地区，并没收财产”[2](P97)。命令制定了第一批9个地区(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中游边疆区、中央黑土区、伏尔加河下游边疆区、白俄罗斯、西伯利亚、乌拉尔、哈萨克斯坦)的流放计划，计划流放12.9万至15.4万户。流放行动最晚于3月1日结束。几天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交通局制定了具体流放计划，共14.2万户71万人，结束期限宽限至最晚3月5日。 运输途中特殊移民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虽然按照规定应在沿途成立18个食品补充站昼夜供应开水，最少两天供应一次热食，但实际上根本没有做到。列车车厢内拥挤不堪，有时连生水也没有，40多人只能在车厢里的木桶中大小便，卫生条件极差，一些病人，主要是婴儿没能到达安置地就死去了。特殊移民到达流放地车站后还要再转乘其他交通工具或者步行前往特居区。为了防止特殊移民们逃跑，特居区都设在远离公路和铁路的地方，往往是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未经开发的原始土地，多为沼泽和原始森林，有些地方甚至没有饮用水源。 1931年2月9日，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总结了1930年迁移富农的情况，全苏共迁移了约11万户55万人，其中迁出户数人数最多的前三个地区分别是乌克兰(31593户146229人)、西伯利亚边疆区(16025户82922人)、乌拉尔(14179户68227人)。迁入情况为：北部边疆区46623户230370人，乌拉尔州30474户145205人，西伯利亚边疆区27637户132723人，远东边疆区4243户21609人，列宁格勒军区2140户11054人，哈萨克斯坦1424户7590人，阿尔丹287户2007人[2](P136)。可以看出，1930年特殊移民主要被迁入北部边疆区、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边疆区。 1931年2月，第二批迁移流放富农的高潮来临。这一次的迁入地区主要是哈萨克斯坦、中亚和西西伯利亚。安德烈耶夫特殊移民问题委员会5月8日会议记录统计，计划迁入哈萨克斯坦的特殊移民为15万户[8](P99)。 1932年春天，为了缓解农村紧张的局势暂时停止了大规模流放行动。5月16日，政治局取消了苏联人民委员会制定的流放38300户富农的原计划，命令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农村“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分子”实施个别逮捕[8](P367)。和前两年大规模流放富农不同的是，1932年苏联政府主要致力于调配现有的特殊移民劳动力资源，使其利用更加合理化，例如，把原来流放到北部边疆区的特殊移民调配到伯朝拉河流域捕鱼[2](P37)。 1933年春天，联共(布)再次准备大规模流放农村和城市中“阶级敌人和犯罪分子”，各地的热情堪比1930年春天，伏尔加河下游3000户、伏尔加河中游7000户和西西伯利亚1.4万户的流放计划都得到了批准[8](P721，739，916)但是，这次大规模流放富农的计划并没有展开。5月8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下发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联合签署的《停止大规模流放农民、规范肆意逮捕行为和减轻关押地负担》的绝密命令，指出1929年末在农村开展的镇压行动已经“消灭了阶级敌人”，“最终巩固了苏维埃在农村的阵地”，“农村形成了良好的环境”，集体农庄已经成为苏联农村主要的经济形式，因此革命任务要发生相应的变更，必须“停止大规模的流放和严酷的镇压”，否则“就会降低苏维埃政权在农村的威信”，“把党在农村的影响力丧失殆尽”[8](P746-748，753)。从此，各地大规模流放农民的行动停止了，被流放的农民数量开始减少，一些特殊移民被恢复了公民权，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逐渐得到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