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欧美学者创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以来[1-3]，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大量丰富的成果和文献，并从理论走向实践，成为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研究和制定创新政策最重要的分析工具之一，各国都把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作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4-7]。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积极借鉴西方的学术思想，结合中国国情，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政策框架[8-16]。 尽管国家专有因素的差异使不同国家的创新体系各具特色，也不存在最佳的国家创新体系模式[17-18]，但在经济、科技全球化日益深化发展，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复杂多变，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日趋加强的新形势下，各国创新体系的国际性和开放性特点日益明显，国家创新体系之间的相互依赖不断加强[19-20]，出现了以下新的趋势。 (1)知识、技术、人才等创新资源在全球范围流动加快，国家创新体系中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既要充分发挥国内创新资源的优势，也要有效地吸收和利用全球创新资源。 (2)不同创新主体的交互作用，企业创新行为和科学家的研发活动越来越在国际范围乃至全球创新网络中展开，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创新战略和海外创新活动，不但加强了国家创新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要求国家的创新制度和组织网络不断适应创新资源国际流动和创新行为国际化的新需要，而且不断变革和形成新的国际创新网络。 (3)不断调整的与创新有关的国际规则，如国际知识产权环境以及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制度，不断变化的国际金融体系，多边、双边经济和科技协议，国际科技、经济组织的协调职能，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多边、单边的技术出口管制等，正在深刻改变着国家创新体系的国际环境，并影响和制约着国家创新体系的制度结构和政策设计，以及各国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及创新绩效。适应、影响国际规则，并努力塑造新的、有利于各国发展的国际规则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越来越需要面对的新挑战。 (4)面对人类共同的环境、能源、资源、健康等热点问题，全球范围的科技合作在不断加强，国际大科学研究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的组织实施需要各国的共同参与，对各国创新资源的配置和科学基础设施布局正在产生深刻的影响，需要制定适宜的策略，以在国际合作中占据前沿并获得最大收益。 总之，创新资源的国际流动、创新主体的国际互动、创新行为的国际化，正在推动着国家创新体系的国际化。实际上，国家创新体系的“国际化”已成为全球创新活动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关于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问题的研究正在成为国际创新研究领域的前沿性课题。 1 关于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相关研究 在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发展过程中，尽管人们关注的重点是以国家为单元的创新体系，但全球化与国家创新体系的关系问题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如Freeman(1995)认为，国家体系与“国内体系”和跨国公司的相互作用越来越重要[21]。Archibugi，D和Michie，J.(1997)对技术全球化与国家创新体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不同国家创新体系的形成有很强的路径依赖，但需要在国际一体化日益增强的框架内研究国家创新体系问题[22]。Keith Pavitt(2001)对全球创新的管理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有助于揭开未来竞争力的秘密[23]。Suma Athreye和John Cantwell(2007)探讨了全球化对世界经济中作为技术生产贡献者的新兴国家的涌现作用。Jakob Edler，Bernd Ebersberger(2006)对创新活动全球化的趋势、利弊及其对国家创新体系中创新政策的挑战进行了分析[24]。 但是，上述研究并没有直接针对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问题。与广泛认同创新资源流动国际化、创新活动国际化相比，学术界对创新体系（特别是国家创新体系）是否也在不断国际化，以及是否需要国际化等问题的关注较少。相对于创新体系和国家创新体系，以及关于创新资源流动的国际化（如知识和人才的国际流动）、创新活动国际化（如R&D全球化、跨国公司的全球研发等）的丰富研究，创新体系“国际化”方面的研究非常薄弱，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研究尤其缺乏。据Carlsson(2003)的不完全统计，至2002年，关于创新体系的重要论文论著有750篇，在750篇文献中，仅有5篇是关于创新体系国际化的经验研究[25]。Carlsson的文献计量分析虽然没有涵盖大量的相关研究，但可以看出，关于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问题的研究是一个新的和富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 从明确针对创新体系国际化的相关研究看，Niosi和Bellon(1994，1996)提出了创新体系的开放度概念[26-27]，并分析了创新体系国际化的衡量指标：跨国公司的研发，国际技术联盟，国际技术转移，资本品国际贸易，科技人力资源的国际流动等。主要发现包括：(1)各国创新体系的国际化速度和类型有较大差异；(2)各种类型创新资源的国际流动均相当可观，且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3)不同类型创新资源的国际流动强度不一；(4)欧盟是目前唯一的一个重要的超国家的科技阵营，北美（美国、加拿大之间）的互动远不如欧盟；(5)国家创新政策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总的结论是：通过模仿、技术扩散和转移，国家创新体系可能会在某个点上趋同。Bartholomew(1997)考察美国、英国、日本和德国创新体系之间的相互依赖，但该研究仅限于生物技术[28]。Fransman(1999)以日本为案例对国家创新体系及其国际化程度(Degree)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的衡量创新体系国际化程度的指标[20]，与Niosi和Bellon(1994，1996)类似。该研究发现，日本创新体系的国际化程度，在过去10年内有了很大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