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实践的推进和理论研究的深入，国家创新能力测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国内外学者和国际性组织对各国创新能力的测度和分析，为世界各国了解全球科技发展趋势、把握本国创新能力现状提供了重要依据。纵观已有成果，我们发现还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有关国家创新能力形成的基础理论研究尚显不足。国家创新能力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功能实现，因此，从国家创新体系的结构功能分析入手，探讨国家创新能力形成的机理是国家创新能力测度的基础性工作，目前，基于国家创新体系运行分析的创新能力形成的理论成果尚不多见。第二，国家创新能力测度方法研究尚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学者和国际组织重点关注的是指标体系本身是否完善，对于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测度结果的表述方法，指标权重的计算方法等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从而使国家创新能力测度研究长期停留在专注指标构建的肤浅表层。 1 国家创新能力的理论模型 国家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能力形成的组织基础，国家创新能力的理论模型就是要从国家创新体系的结构功能分析入手，阐明国家创新能力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作用关系，从而为国家创新能力测度指标体系构建提供理论依据。 1.1 国家创新能力FP&S和M&J模型 1912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最早提出了创新的概念，此后创新能力的概念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地理学和创新政策文献中。1990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Suarez-Villa[1]在《行为科学》杂志上发表题为“发明、发明学习与创新能力”的文章，认为国家创新能力(NIC)是创新能力理论在国家层面的应用，同时还涉及到教育、知识产权制度和法律等环境驱动因素。他提出用专利水平衡量国家创新能力的观点。1998年Neely和Hii[3]对创新能力的来源和界定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 OECD是最早对国家创新能力进行研究和测度的国际性组织，OECD认为国家创新能力是环境因素、集群因素和大学、中介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观点在后来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完善。1995年Freeman[3]历史发展的角度梳理了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方法，将OECD的研究进一步结构化，提出分析国家创新绩效的理论框架。 2002年Furman，Porter和Stern[4]在创新能力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和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界定了国家创新能力的概念，强调对于国家而言其创新成果世界新颖（“new-to-the-world”）的重要性，认为公共创新基础设施、集群环境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影响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提出了国家创新能力构成的理论模型（FP&S模型）。 2005年Hu和Mathews[5]提出国家创新能力是国家持续创新活动的制度潜能，强调了创新的持续性以及制度变迁对创新能力形成的意义（M&J模型）。与FP&S模型相比，M&J国家创新能力模型的最重要贡献是提出了国家创新能力下游效应的概念，主张用GDP，劳动力、期刊、外资和市场占有率作为测度下游效应的指标。在M&J模型中，虽仍包括国家创新基础设施实力、创新集群的环境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但是对于每一个部分的阐述进行了细化，并尽可能多地利用统计数据进行测算。2007年Mathews和Hu[6]又对Porter等人的概念进行了修正，认为衡量技术领先国家和技术落后国家创新（能力）的标准应该存在差异，前者为世界新颖（“new-to-the-world”），后者为国家新颖（“new-to-the-country”）。Hu和Mathews的工作是Porter等人工作的深化和拓展，但并没有突破原有的国家创新能力理论框架。 FP&S理论模型将人力资源投入、资本投入、创新政策作为公共基础设施，将投入、需求、企业竞争和相关支撑产业作为产业集群的创新导向。该模型从公共基础设施和产业集群环境两个方面对国家创新能力进行划分，然而两者并不是处在同一层面具有并列关系的要素。从广义上讲，公共基础设施也是支撑创新的环境要素，这样就把创新能力全部归结为环境能力了，实际上，环境只是创新能力形成的条件，而创新产出才是创新能力的最终显示物。 M&J模型强调理论框架与指标的匹配，深化了国家创新能力的实证研究，但也存在不足。首先将创新资源和政策等因素作为基础设施实力，使基础设施的概念过于宽泛，难以从逻辑上体现创新主体与环境的关系，进而揭示创新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其次M&J模型对创新下游效应的界定也不甚准确，GDP、劳动力、外资等均不是科技创新的直接产出物，如此定义创新产出可能使测度结果偏离创新活动实际。 1.2 国家创新能力的三维模型 在FP&S和M&J模型的基础上，重新按照环境——活动主体——创新产出的逻辑关系，将国家创新能力的构成要素重新分类、整合，建立国家创新能力的三维模型。第一，将国家创新基础设施能力和创新产业集群特有环境中的创新投入资源和创新环境要素进行分离，形成创新投入资源和创新环境两大支撑；第二，创新投入资源和创新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体现为创新产出。国家创新能力首先体现在特定国家对新观念、新理论、新技术、新产品的创造、开发和应用方面，也就是创新产出。由于创新活动的全球化和创新资源的共享性，使各国国家创新体系运行的渗透、交叉和互动日益频繁。因此，创新产出不仅体现在一国科学技术创新对本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同时还表现为特定国家在全球科技发展中的作用，尤其是对全球科技发展进程的贡献和影响。这其中有些要素难以进行准确的统计和测度，所以主要通过理论创新、技术发明和产品开发活动，对国家创新能力产出进行测度和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