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螺旋的概念最初来源于对生命科学的研究。1953年，Linus Pauling和Robert B Corey提出了DNA的三重螺旋结构模型，但后来被James Watson和Francis Crick提出的二重螺旋所替代，虽然三重螺旋没有被生命科学所接受，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并被运用到不同的研究领域[1]。1995年，Etzkowitz和Leydesdorff把三重螺旋模型引入创新系统的研究，分析大学、产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2]，成为创新三重螺旋模型研究的领军人物。现在每两年举行一次的三重螺旋国际会议，已经举办了六次。虽然国际上对三重螺旋模型的研究比较热，但国内相关研究却比较少，而且大部分研究与国外前沿问题有一定差距①。 1 三重螺旋的基本观点 20世纪80年代末，自从Freeman、Lundvall等提出国家创新系统概念后，国家创新系统成为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的焦点。国家创新系统主要研究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教育部门、政府部门等创新主体要素和制度、政策组成的网络，强调事物本身和制度的设置、安排是影响创新的关键因素。但随着大学职能的扩张，大学已经从传统的教书育人、进行基础研究逐渐扩展到培育校办产业、建立创业型大学等职能，大学和企业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美国的大学科技园就是很好的例子。传统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很难对这种现象给予合理的解释，加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Etzkowitz和Leydesdorff提出了三重螺旋模型，模型认为大学、企业和政府的“交迭”(overlap)才是创新系统的核心单元，其三方联系是推动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重要因素；在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各参与者互相作用，从而推动创新螺旋上升[3]。 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研究是建立在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和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该理论认为企业是创新的中心，强调大学、科研机构、政府、金融机构等充分发挥各自职能，基本假设是有效网络的平稳运作，能够推动系统的每个部分实现创新，目标是实现创新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国家创新系统网络内的各个部门职责界限清晰，对各部门间关系的研究侧重利用交易成本理论。而三重螺旋模型则认为大学在创新中起领导作用，该理论尝试打破部门界限，模糊部门边界，通过各个部门间职能的相互转化、共生达到创新目的，和国家创新系统重点研究网络一样，三重螺旋模型更多研究的是功能，因此，它是超越了原来制度研究的一种新进化模型。国家的责任不再是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中为整个国家的创新提供良好、健康的环境和适当的创新基质，而是在微观和制度层次塑造创新行为的轨迹和方向。根据两种理论产生的先后以及研究问题的相似性，可以认为三重螺旋模型来源于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是对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补充和创新；但又由于它们研究的侧重点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所以也可以认为三重螺旋模型与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是两种平行的创新系统理论。 创新三重螺旋研究的主体是知识，知识流动主要在三大范畴内进行：①参与者各自的内部交流和变化；②一方对其他某方施加影响，形成两两互动；③三方功能重叠形成的混合型组织，以满足技术创新和知识传输的要求[4]。Etzkowitz和Leydesdorff(1995)根据这三种知识的流动，提出了三重螺旋的三种范式，即政府主导模式(an etatistic model)、自由放任模式(laissez-faire model)和重叠模式(an over-lapping model)[2]。三种范式与创新系统的发展演变相联系，前苏联的创新模式属于政府主导模式，原来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属于自由放任模式，硅谷属于重叠模式，而我国正在由政府主导模式向重叠模式过渡。 2 三重螺旋基本构造的探讨 标准的三重螺旋模型是研究大学、产业和政府之间关系的理论，是否还有别的参与机构或者形式？如同样能够提供技术创新和知识基础的科研机构能否代替三重螺旋模型中的大学？有没有第四条或者更多的螺旋？除了官产学外，在创新系统中是否还有其他三重螺旋形式的存在？这些问题都是对三重螺旋基本构造的研究，如果这些问题被证实，可能对创新三重螺旋理论的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 2.1 科研机构能否融入三重螺旋模型 研究机构和大学一样是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要素，它们都能够生产知识和技术，为企业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发挥相似的功能。David Mowery在第六次三重螺旋国际大会上也提出三重螺旋忽略了政府研究工作实验室等政府研究机构的重要作用。 官产学三重螺旋模型建立的基础之一是大学教育的二次革命，创业在大学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种情形下，官产学无疑是三重螺旋的标准模式。但是在世界许多地方，大学教育发展的落后或者发展方向不同，导致大学在区域发展中仅仅起到教育或者科研的作用，与此同时，科研机构成为区域创新提供知识的主要来源，这种研究机构应该取代大学成为三重螺旋的参与方。Shapiro在研究韩国的三重螺旋模型时指出了这个问题，韩国大学角色较为单一，不能担当三重螺旋角色，因此，他把政府研究机构包括到三重螺旋模型中[5]。Etzkowitz、Mello和Almeida在研究巴西的孵化器时，也指出大学在参与孵化器内公司产品开发上的失败，表明三重螺旋的方法必须扩展，大学应该被知识来源所取代[6]。未来的研究应该考虑把科研机构和大学看作一个螺旋融入三重螺旋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