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115(2010)04-0110-04 近几年，国内一些重要刊物相继发表了一些介绍和评述“当代社会科学领域里声名显赫的人物”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的学说的文章。①也许是因为“鲍曼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研究最为著名的社会理论家之一”，而“他的思想飘忽不定，既具有说服力和启发性，又令人费解”[1]，其伦理学说见解更为晦涩难解，所以介绍和评述的多是鲍曼的社会学思想，很少涉论他的伦理思想，对其在《后现代伦理学》（1993年）尤其是在《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1995)中所阐发的后现代伦理观，几乎没有涉及。这两本书已分别在2003年和2002年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影响较为广泛。在这种情况下，探讨齐格蒙特·鲍曼伦理思维方法的得与失显然是有意义的。 一、“令人烦恼”的“道德模糊性时代”：客观主义的描述方法 齐格蒙特·鲍曼给后现代人类的伦理境遇作了这样概括的描述：“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强烈地感受到了道德模糊性的时代，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供了以前从未享受过的选择自由，同时也把我们抛入了一种以前从未如此令人烦恼的不确定状态。”（着重号为原文作者所加，下同）[2](P24)而与之相呼应的便是后现代文化：“时下的文化反复地讲那些我们每一个人愉快或痛苦地从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学到的东西。它将这个世界描述为一连串的碎片和情节。”[3](P310)生活在这种“碎片和情节”之中，人们的普遍的感觉心态是：“事物毫无前兆地突然引起我们的注意接着又消失或渐为人遗忘而不留痕迹”。[3](P309) 应当说，这种描述大体上是客观的，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在这里，齐格蒙特·鲍曼在主客观即道德现象与道德感知相统一的意义上提出了他的伦理学说的两个基本命题。“道德模糊性的时代”是客观事实，“令人烦恼的不确定状态”是关于客观事实的主观感受，两者都是道德现象世界的真实情况。这表明，齐格蒙特·鲍曼具有强烈的后现代问题意识，在其伦理思维的逻辑起点上没有规避后现代的道德现实问题，没有拘泥于传统形而上学关于“道德是什么”的本体论追问，这就为当今人类实行伦理思维创新和道德价值重构提示了一个方法论的新视野，其积极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现代西方伦理思潮的一大特点就是关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突出的道德问题，从杜威极力鼓吹“新个人主义”、哈耶克区分“个人主义的真与伪”，到罗尔斯试图重建功利主义的“正义论”原则，都体现了这种伦理思维的价值取向。但是，它们或者蹒跚在叙述资本主义社会个别严重问题的泥潭，或者升腾到形似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形而上学彼岸，缺乏齐格蒙特·鲍曼在《后现代伦理学》和《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所表现出的那种直面现实的、彻底的客观主义方法论的问题意识和批评精神。 麦金太尔认为，现代西方社会的道德危机集中表现在不同意见之间没完没了的争论，而争论中所发表的道德意见又多是主观主义和情感主义的，缺乏客观态度。他说：“当代道德言辞最突出的特征是如此多地用来表述分歧，而表达分歧的争论的最显著特征是其无终止性。我在这里不仅是说这些争论没完没了——虽然它们确实如此，而且是说它们显然无法找到终点。”[9](P9)应当看到，在这种情势之下，齐格蒙特·鲍曼试图运用客观主义方法从整体上描述现代西方社会的道德危机，显然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的。事实胜于雄辩，惟有立足于客观现实、从道德现象世界的实际出发才有可能“终止”一切伦理学说之争，尽管这种“终止”也许是完全不必要的。 然而，在客观描述“令人烦恼”的“道德模糊性的时代”的问题上，齐格蒙特·的曼又失之于主观片面的形而上学。他所指称的“我们的时代”，其实并不是整个现代西方社会的“时代”，更不是当今整个人类的“时代”，而是一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现时代，“令人烦恼”的“道德模糊性的时代”是由后现代极度的工具理性的诸因素造成的。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国家绝大多数并不怎么发达，并没有出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些严重的“令人烦恼”的社会伦理问题。有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一些受到中国传统儒学伦理文化深刻影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接受现代工具理性的过程中仍然恪守着其传统理性，传统理性给它们带来的多是福音而少为“烦恼”。就是说，“令人烦恼”的“道德模糊性的时代”，其实是资本垄断及极度发达的工具理性冲撞其传统理性造成的，并不是全人类的普遍问题，虽然带来的“灾难”殃及全人类。就是说，齐格蒙特·鲍曼客观描述“我们的时代”的话语权立场，其实并不真正属于“我们的时代”，其考量当今人类社会道德现象世界的方法并未走出传统形而上学的方法窠臼，真正揭示出“令人烦恼”的“道德模糊性的时代”的本质。 二、颠覆“道德普遍性”：相对主义的解构方法 在齐格蒙特·鲍曼看来，“令人烦恼”的“道德模糊性时代”令我们“生活在碎片之中”，让我们陷入种种困境，感到无所适从，而造成这种后现代道德危机的根本原因就是人类在此以前一直相信和遵从传统道德理性的普遍性原则。他所说的普遍的道德原则指的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非习俗道德”，认为这样的道德所主张的“责任”是构成与“他者”相遇时“无法忍受的不确定性”的形上根源。基于这种认识，他把颠覆“道德普遍性”、恢复“道德的本相”作为解构“令人烦恼”的“道德模糊性时代”的根本的方法论路径。他在《后现代伦理学》中专门安排了两章批评传统道德理性“难以捉摸的普遍性”及其“难以捕捉的根基”，认为“道德的本相”所要求的并不是“个体行为的一致性”，诉求这种并不存在的“一致性”本来就是一种“幻觉”。在此后出版的《生活在碎片中——论后现代道德》中，他又开门见山地指出：“我认为，现代企望及雄心的破碎，和社会化调整及个体行为一致化幻觉的消退，使我们能比以往更加清楚地洞悉道德的本相。”[3](P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