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君子”人格及其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633(2010)04-031-06

      “君子”是儒家核心范畴之一，其初始含义为“君之子”。后经孔子创造性诠释，“君子”概念逐渐由“位”向“德”转化，成为先秦儒家理想人格中的核心人格类型，同时也成为儒家道德规范和道德理想的重要载体。“君子”人格产生并基本定型于先秦后，对传统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等方面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是自古以来仁人志士政治实践、文化追求、道德践履的一种力量源泉”[1]。如此重要的概念如今似乎有被逐渐淡忘，并因精英道德性质而被抛弃之情势。有鉴于此，本文试从“君子”的人格特质、“君子”面临的诘难、“君子”的伦理价值和“君子”的现代转化四个方面对之作个探讨。

      一、“君子”的人格特质

      先秦儒家经典文本有很多关于君子特征的论述，有论者曾将之归纳为“仁、义、礼、智、信、忠、恕、勇、中庸、文质彬彬、和而不同、谦虚与自强”[2]等13种素质。应当说这13种素质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君子的特征。但这13种素质中是否有能够涵摄其他素质的纲领性素质？孔子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可见，“君子之道”最为重要的便是“仁、智、勇”（三达德）。此三者分别从情、知、意三方面一并构成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人格特质，其实质内涵为：仁者爱人、济世安民的人道精神；通权达变、乐天知命的生活智慧；见义勇为、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

      （一）仁：仁者爱人、济世安民的人道精神

      “仁”是儒家伦理的核心范畴，同时也是君子最重要的德性和人格特质。判断一个人究竟是君子还是小人，主要看他是否具备“仁”。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又说：“君子学道则爱人。”（《论语·阳货》）孟子则更直接地说：“君子亦仁而已矣。”（《孟子·告子下》）荀子也强调：君子“唯仁之为守”（荀子·不苟第三）。可见，在孔孟荀看来，君子的实质就是“仁”，如果没有“仁”之“实”，君子就名不副实。

      君子之“仁”的精神实质可概括为“仁者爱人、济世安民的人道精神”。“仁”是一种内心情感或道德品质，这一情感即“爱人”。何谓“爱人”？首先，“仁”之爱的主要对象是“人”而非“物”。《论语·乡党》载厩焚孔子问“伤人否？”而不问马。实际上，“仁”字较早的形状“”（上身下心）也透露着“心中想着人之身体”，“要时刻想着爱惜人的生命”之意。[3]爱惜人之身体、生命，正是人道精神的重要体现之一。其次，“仁”之爱的对象主要是他人。用董仲舒所说就是“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4]。后出的“从人从二”之“仁”，也蕴含着“仁”之“爱人”的展开及实现必然涉及他人的意思。再次，如何爱他人？简单地说，在孔子那里便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最后，“仁”之爱人有三种境界：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第一层的爱人，体现于敬业上，即认真对待政务或工作。这其实不难理解，社会关系中人的不敬业即是对他人的不负责。第二层的爱人，指使他人安乐，这里的他人指上层人物，按钱穆先生解主要指政府百官与己接触者。第三层的爱人，指使所有老百姓（社会群众）安乐。其中以“以安百姓”为最高，即使尧舜也不易做到，有点类似子贡说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一点正是君子济世安民人道精神的最高体现。

      （二）智：通权达变、乐天知命的生活智慧

      “智”是一种“明是非、辨善恶，贵知己、善识人”的理性能力和“通权达变、乐天知命”的生活智慧。孔子说：“知（智）者不惑。”（《论语·子罕》）智者之所以不惑，一方面是因为他具备了理性认知和辨别能力，具备了道德理性，因而能够分清事物与人事的是非、曲直、善恶，另一方面则在于具有“通权达变、乐天知命”的生活智慧。在儒家看来，“通权达变、乐天知命”较之分辨是非善恶和知己识人更难做到，因而也是君子之“智”更为重要的精神内涵。

      “通权达变”主要体现在处理好“经权”关系。人在道德活动中遇到的境遇往往是特殊的，若是完全拘泥于“经”即一般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约束，则容易犹豫不决，甚至偏离仁道。因而，根据具体境遇“权”变就显得异常重要。“嫂溺援之以手”，虽然违反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常礼，但却符合“仁道”的根本精神。“权”之反“经”，不是离“道”，而是为了更重要的“善”。“权”实际上是对于道德原则及规范的灵活运用，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是一种极高的道德智慧，所以在孔子看来“权”是相当难的事情：“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

      所谓“乐天知命”，即正视天命而无忧愁。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此命可有二解：一为外在于人的不可把握的偶然性；二为内在于己的使命（感）。知命者，知道外在偶然性的客观存在，明确哪些领域和事情自己可以左右，从而有了生活的达观。孟子说：“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孟子·尽心上》）更进一层，知命则是知道自己之所“应当”即使命所在，从而有了生活的进取。孔子即是个上进的“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论语·宪问》），“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言，“知命与努力，是儒家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大特色，向来伟大人物，无不如此。”[5]可见，“乐天知命”绝非“听天由命”式的宿命论，而是强调乐观面对生活挑战，认知生存的偶然性，了解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所在，是一种尽人事而不怨天尤人的达观。

      （三）勇：见义勇为、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

      “勇”是君子人格另一重要特质。儒家之“勇”不是“孔武有力”，亦非“暴虎冯河，死而无悔”的血气之勇，而是正视危险、克服困难、摆脱恐惧、抗拒欲望、抵制软弱、忍受痛苦，以及改过迁善、敢于进取、积极承担等为善力量。无“勇”之人，胆小怕事，畏惧困难和挫折，见善不能为，有恶不能祛，难以成就德业。君子之“勇”突出地表现为“见义勇为、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