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利”是相对于“小利”而言的。何谓“大利”？相对于个人之利而言，家庭家族之利是“大利”；相对于家庭家族之利而言，民族国家之利是“大利”；相对于民族国家之利而言，人类全体之利是“大利”；相对于人类全体之利而言，天地万物之利是“大利”。“大利主义”是指“大利优先”，“大利”与“小利”不能兼得时，舍“小利”而就“大利”。 设若个人为“己”，个人之外之家庭家族、民族国家、人类全体乃至天地万物均为“他”或“人”，则“利己主义”就是“小利优先”，“小利”与“大利”不能兼得时，舍“大利”而就“小利”。“利己主义”又分两种：利己不损人，是谓“合理利己主义”；利己损人，是谓“极端利己主义”。相应地，“利他主义”亦分两种：利他不损己，是谓“合理利他主义”；利他损己，是谓“极端利他主义”。“大利主义”是一种“利他主义”，故也有“合理”与“极端”之分。 中国传统功利思想是一种典型的“大利主义”思想体系，换言之，是一种典型的“利他主义”思想体系。既有“合理利他主义”，亦有“极端利他主义”，更有根本超越功利之“忘利主义”。唯独没有“利己主义”，这是中西功利思想之根本不同。 中国有“义利之辨”，论者常判为“道德与功利之辨”，实则“义”有道德义，但更重要的是功利义。义者，大利也。“义利之辨”中的“利”仅指“私利”、“小利”；“义”不过就是与之相对应的“公利”、“大利”而已。换言之，“义利之辨”者，“公利私利之辨”也，“大利小利”之辨也。 《大戴礼记·四代》云：“义，利之本也。”《墨子·经上》云：“义，利也。”《墨经·大取》又云：“义，利；不义，害。”义就是利，不过特指公利、大利。《大学》云：“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不以利为利”就是不以私利、小利为利，“以义为利”就是以公利、大利为利。张载《正蒙·大易》云：“义，公天下之利。”义的含义就是公利、大利。程伊川《语录》卷一七云：“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语录》卷一九又云：“夫利，和义者，善也，其害义者，不善也。”《程氏易传·益卦》云：“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众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则与众同利。无侵于人，人亦欲与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云：“或问义利之别，曰：只是为己为人之分。”王夫之《尚书引义·禹贡》云：“易曰利物和义，义足以用，则利足以和。和也者，合也，言离义而不得有利也。”颜元《四书正误》卷一云：“以义为利，圣贤平正道理也。”又云：“利者，义之和也。”均以“义”指公利、大利，以“利”指私利、小利。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云：“义即当然，亦即行为的制裁。然义之标准何在？何者为应当，何者为不应当？关于此点，有对立的两说。一说认为应当之表准即人民之大利或人群之公利。凡有利于大多数人民之行为，即应当的；反之即不应当的……一说认为应当之表准在于人之所以为人者，即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凡表现或发挥人之所以为人者的行为，即应当的；反之即不应当的。”① 此处似认“义”有两义：一指公利、大利；一指“人之所以为人者”，并认为前者为墨家所有，后者为儒家所有。实则儒家同样以“义”为公利、大利，认为公利、大利即是“人之所以为人者”，公利、大利即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 一、儒家讲“大利” 儒家讲“大利”，表现为“合理利他主义”与“极端利他主义”。前者兼顾“利己”与“利他”，后者不讲“利己”，只讲“利他”。 “合理利他主义”之代表，有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诸人。《论语·子罕》讲“子罕言利”，此“利”即私利、小利也。孔子罕言私利，但并非罕言公利，其“富之”、“教之”等言，就是公利。其“罕”字又与“不”字不同，罕言私利，不是不言私利，只是少言而已。这是一个以公利为归依而又不废私利、以大利为归依而又不废小利的“合理利他主义”立场。《论语·里仁》又有“放于利而行多怨”之言，此利指私利、小利。《论语·里仁》又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言，指君子持“合理利他主义”之立场，小人持“合理利己主义”之立场。 《论语·雍也》云：“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比“仁”更高的一个境界是“圣”，它要求在“博施于民”之上还加上一个“济众”的层次，这个层次似是超越人类全体的。类似于《孟子·尽心上》所谓的“物”：“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孔子之“济众”与孟子之“爱物”应属同一层次，讲的都是“利万物”之“大利”。 《孟子·告子下》云：“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此处孟子是反私利、小利。孟子见梁惠王，斥责梁惠王“利吾国”之言论，常被学者判为“反功利”。实则孟子只是反私利、小利，并非全盘反功利。 《孟子·梁惠王上》载：“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利吾身”相对于“利吾家”而言，是私利、小利；“利吾家”相对于“利吾国”而言，是私利、小利；“利吾国”相对于“利天下”而言，是私利、小利。孟子一方面批评梁惠王以“利吾国”为最高追求之立场；另一方面批评当时社会上“后义而先利”之潮流，倡导“先义而后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