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象以人之存在为论域，围绕由天而人的“自己而然”、由性而命的“自得”、由命而理的“所遇为命”，以及顺中为常的“率性”逍遥来建立其“顺中以为常”的中道伦理观，并从中诠释出一种“外柔内刚”的人生哲学。 一、由天而人：“自己而然” 郭象用“玄冥之境”来说明自己哲学体系的世界创生原点，认为事物都是无因、自生、自在的，据此界定了世界存在的逻辑原点。郭象认为，事物之所以能够“独化”或“存在”，正是由于存在“玄冥”的虚无之境。跟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和王弼“以无为本”不同，郭象“独化”说并非将“无”视为一种与“有”相对待的存在状态，而是赋予它一种天然的、不知其所以然的、玄境般的独特内涵——其间我与自然彼此相生，其界限冥灭不二，如“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①。 郭象眼中的我与自然本是一物，天衣无缝，如同“天然”，“是其所是”（《德充符注》）。这种“无”与“玄冥之境”都是要揭示虚无之境，“玄冥者，所以名无而非无也”（《大宗师注》）。一种近似于“无”，但又不是“无”的境界，是事物的开端，事物存在却都不能离其玄冥的虚无背景，好像存在与虚无相辅相成，事物与玄冥之境彼我相生。虽然万物“独化”，彼此之间互不相干，共存于“玄冥之境”，可还是存在“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命”或“不得已”的“理”。“无中生有”（creation from nothing）和“依境而生”（creation in context）是西方因果观念的两种主要内涵，而郭象“独化于玄冥之境”则似乎更接近于后一种。不过，也有学者指出这一理论更接近裴頠的“崇有论”②，因为郭象否定事物有创造的开端，认为世界上没有凭空的创造，造物主并不存在，一切都是“自创”的。从这个角度很好理解郭象如此注庄子“不知然谓之道”：“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谓之道也。”（《齐物论注》）显然，郭象视道为未知原因的一种自然而然的“自因”，视一切为天然。 郭象眼中的事物都有来自天的自然之性。“明物皆自然，无使物然也”，郭象否认了任何外物成为事物原因的可能性，认为一切事物都“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大宗师注》）。而创造事物的就是自然：“造物之名，亦自然之称也。言自然之理通生万物，不知所以然而然。”（《齐物论注》）在郭象看来，造物就是万物天然自造，无须追问万物之前是否有原因与否。一切事物都是当下呈现的，并不需要任何外在的理由来加以解释，更何况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作为事物生成的理由，“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齐物论注》）。尽管“我”与“物”不同，但并不存在明显的人跟物的界限，因为人与物一样，都是自然而然生成的，我们没有办法找到根本性的、生成事物的理由或原因。 人面对自然万物，往往会问造物主存在与否，郭象也不例外，他提出要“明众形之自物，而后始可与言造物耳”（《齐物论注》）。但他又明确指出，要先理解事物的天然形态，然后才可以谈论造物主的问题，这其实是在传统的因果观念中更看重果而不是强调因的一种做法，也是与通常因果观念的区别所在，因此，郭象的观点可以称为宇宙论意义上的万物自因论，如“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齐物论注》）。既然事物自生，那么，欲为事物安设造物主的努力便是徒劳。一切事物都来自“天然”，即“自己而然”，“天然耳，非为也，故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故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此天道也”（《齐物论注》）。郭象的“自然”显然包含了物我皆天然的完全构成，而天就是自然，天之所为，天之所知，完全不是人之有意而为，用心去知。出于对“天然”的强调，郭象基本对“人为”持否定态度，认为人刻意之知没法跟天之自然之为、天然之知相比，“真人遗知而知，不为而为，自然而生，坐忘而得”（《大宗师注》）。 郭象将事物的纯粹天然之存在状态称为“独化”，即“外不待乎物，内不资乎我，块然而生”（《齐物论注》），并以此解释事物之存在。常人往往持有果必有因的观点，认为事物之“迹”必有所“待”，郭象则认为事物可以纯粹“自因”，不必非在事物本身之外强求原因不可。比如，他不认同世俗之物物对待和彼此相因的观念，而以“独化”来解释事物存在：“夫相因之功，莫若独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独化也。人皆以天为父，故昼夜之变，寒暑之节，犹不敢恶，随天安之。况乎卓尔独化，至于玄冥之境，又安得而不任之哉！既任之，则死生变化，惟命之从也。”（《大宗师注》）对郭象而言，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既然天之变化即是独化，那么人们就应该随天而安，更应该知道事物其实都在玄妙悠远的境界中“独化”，一切都是天命自然，人了解了这一点，就当一切因任自然③。显然，郭象哲学透出一种趋于极致的意味，以致趋于极致的“无极”都可理解为生生至极点的“无生”。天地自生，也可说是“不生之生”（《大宗师注》），郭象所表达的是万物存在的极致状态，以至于不得不用彻底否定自身的方式来表达，如他注《齐物论》时，无不强调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极致状态为“无生”，世间人为事件无所不成的最高境界是“无为”甚或“不为”。 事物都有其内在的天然之理，即为“道之理”（《逍遥游注》）。在此，所谓“理”即是天地之理，“天地之会，至理所趣”（《德充符注》），所以，此理或可称其为“天理”，与“人欲”相对。郭象认为：“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之感人无穷，人之逐欲无节，则天理灭矣。真人知用心则背道，助天则伤生，故不为也。”（《大宗师注》）《礼记·乐记》有“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的说法，后来，张载、程颢《定性书》、朱熹《诗集传序》等也都提到相关论题。郭象与程颢“定性”之旨近似。因此，郭象将“天理”与“人欲”并举，可以说是开宋明道学“存天理、灭人欲”之先河，汤用彤先生“理学实继续魏晋玄学来”④ 的论断，自然是把握了玄学和理学问题的内在一贯性。郭象肯定的是顺应天然的意识状态，而反对有违天理的主观欲望。郭象的“自己而然”泛言人与物，说明人与物都是天然自由的，而“人欲”是违背天然的私意，意图改变天然之道，所以有可能伤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