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进入了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改革开放时期，社会的伦理环境和道德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现实的变化反映为观念的冲突，曾经引发了一场又一场社会性的道德思考和争论。这些思考和争论经过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传播开来，参与者之众，远远超出了专业学者的范围，其影响之大，有的甚至构成了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事件。本文就此做一大致回顾，力图从中提炼出几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蛇口风波”与义利之困：理想与现实的博弈 “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道德观的重要命题。它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伦理政治价值（“义”）与经济功利价值（“利”）的关系；二是公共利益（“公”即“义”）与私人利益（“私”即“利”）的关系。① 可以说，覆盖了上述两重含义的义利统一与和谐，一直是人们追求的理想，但历史却从来没有给这种理想提供相应的现实。现实是，在儒家思想体系的影响下，“重义轻利”原则长期占据了道德观的统治地位，从而困扰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当我们认识到国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追求“共同富裕”，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破除传统义利观的束缚，就必然成为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步骤。 1980年由“潘晓来信”② 引起的人生观讨论，可称是“文革”后走向道德反思的第一个信号。如果说，囿于当时的氛围，加上议题过于宽泛，这场讨论的挑战性还未充分表现出来的话，那么几年后发生的“蛇口风波”③，则一方面亮明了争论的焦点，另一方面也冲击了说教式的传统道德，从而为价值观转变发出了更有力的信号。“蛇口风波”之后，公民的个人权益逐渐得到肯定，社会上放手抓经济、“不耻言利”而敢于追求富裕的理念，更是对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可以说，这是理想与现实的一次成功结合。 但是，任何进步都会付出代价，现实总是向理想发出新的挑战。“蛇口风波”之后逐渐蔓延起一种急功近利的风气：市场上的投机倒把、假冒伪劣、官商勾结加深；官场上的以权谋私、腐败与作秀盛行；媒体追逐“钱势”、媚俗崇富上瘾；学界分化，学风日趋浮躁颓败；在贫富差距拉大情况下，一部分人“炫富”而另一部分人“仇富”，一部分人世故化、犬儒化，另一部分人则“愤青”式地情绪化……种种心态冲突，使我们的义利观重新陷入了困境。④ 事实或许证明，每个时期所能解决的问题总是具体而有限的。显然，无论在哪个层面上，“义”和“利”的关系都不止是一个道德和思想问题。关于“义利统一”的理想追求，必须走出纯粹道德推理的层面，结合历史的条件和进程，并进入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实践的领域，才能找到它的切实根基。目前国内伦理学界似乎已经注意到，在各种伦理道德关系中，“社会公平正义的道德要求逐渐占据显著位置”⑤。这就意味着伦理学将与经济学和政治学等一道，把实现社会体制中的公平正义问题放在重要位置，而不是使义利之争局限于个人的道德立场和动机层面。显然，这将使义利观的思考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个人与集体：道德主体的纠结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争，似乎没有形成一个集中的事件，但它贯穿于各种道德思考之中。在教科书里，集体主义一直被看做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但却缺少足够的科学论证，包括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立论根据。⑥ 因此它往往只被当做一个政治口号，不仅一直从外部受到西方流行的个人主义的攻击，在内部也遭到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质疑。 道德上的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争，实质是社会道德或公民道德的主体之争，即谁是道德（规范）权利的主体，谁是道德（行为）责任的主体？应该说，确切意义上的道德主体，是道德权利与道德责任统一的承担者；而二者的分离，恰恰是历来道德困境的根源。例如，个人主义充分主张个人的权力和自由，这一点使它很有说服力和感召力。但也因为如此，它必须对各种各样的个人自我膨胀、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行为和自由主义的不良后果负责，从而被集体主义宣布为“万恶之源”。而与之对立的传统集体主义观念本身，则因其仅仅强调“群体本位”、“集体至上”和个人对集体的责任，显得有些简单和贫乏。由于它不仅不足以确立马克思早已提出的“真实集体”与“虚幻集体”之间的界限；更无法为现实中业已成为社会发展障碍的地方割据主义、区域保护主义、部门利己主义及其他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等群体行为界定有效的是非标准；特别是，这种集体主义一直局限于强调个人对集体的服从和奉献的义务，却从未由此而明确、合理地论证公民当家做主的权利，进而引申出民主和法治的政治诉求，等等。正是这些问题，使集体主义的科学界定和解释问题，成为构建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一个难点和弱点。 如何突破这一点，看来需要跳出个人和群体之间的两极对立、“二律背反”的圈子。在思想方法上，首先不宜再像过去那样，抽象化地理解个人和集体（单位、群体、社群），把它们当做是相互外在、彼此排斥的；而要看到它们多样、多层、多元化存在的现实，特别需要对群体和个人都加以具体的历史的分析，看到个人与不同性质群体之间的不同关系；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说明现实的个人与他所在的群体之间，道德行为主体与道德规范主体、即责任主体和权利主体、道德评价者与评价对象之间，何以达到一致和统一的内在根据、历史条件、有效范围和合理形式。没有这种以现实的人及其多样化存在形态为根据的分析，显然难以产生应有的突破和共识。在现实中，我们能够得到提示从而可以预见的一个出路是：共同体原则的共识和突破，势必走向与民主和法治的深度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