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9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10)03-0001-10 在20世纪新见迭出、学派纷呈的伦理思想史上，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的论述无疑是引起了东西方伦理心灵的巨大震颤且不时掀起轩然大波至今仍影响不减的伦理学说。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是17世纪以来欧洲学术界逐渐形成的一个边缘性的论域和人们感兴趣的一个话题。但对此进行集中论述和深刻研究并作出原创性表述的则当属韦伯，成为世界性话语和热门课题的是在韦伯及其论证之后。可以说，韦伯凸显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并洞开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文化源流关系的大门。围绕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若干问题或结论，许多思想家们开展辩难争论，发表了不少文章和著作，也召开了多次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将韦伯伦理思想研究推向一个学术争鸣的重要地位。总结世纪关于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争，理性地审视其优长缺失，对于我们建构新世纪的伦理文明无疑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一、韦伯新教伦理命题的世纪论争 在韦伯的学术志向和学术视野中，有两个问题是使他魂系梦牵、孜孜以求解答的，这两个问题不仅构成他理论致思的兴奋中心而且也构成他激情迸发的动力源泉。其一是，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最初发生在西欧，而未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合理性因素究竟何在？其二是，为什么一个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特殊的理性主义文化仅仅只在西方发生特别是在西欧发生？为什么世界其他地方不能产生西方式的理性主义伦理文化？如果说第一个问题属于狭义的韦伯命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则属于广义的韦伯命题。试图证明新教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因果关系，这只是韦伯因果分析的前一部分即有A因才有B果。韦伯因果分析的后一部分则是要用比较历史的方法来证明无A因即无B果，这是他在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外，广泛深入地去研究诸世宗教的经济伦理的内在动机。就第一个问题而论，韦伯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能只从欧洲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的演变中去寻求答案，尽管这些演变也是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兴起的不容忽视的因素。那么决定性的因素或构成资本主义精神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呢？韦伯将其归结为16、17世纪欧洲宗教改革所产生的新教伦理特别是加尔文教的入世禁欲主义。所谓韦伯命题或理论，狭义地说，即是指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提出的新教伦理促进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文明产生的命题。在韦伯看来，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本质上是一种特有的理性主义文明，而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和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主导性作用。这种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除了同技术和法律的发展相关外，更同人的能力和气质特别是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密不可分。而新教特别是加尔文教的禁欲主义伦理，就其实质而言则是一种理性主义的责任伦理。这种伦理通过天职观——预定论——入世禁欲主义的内在逻辑所要论证的恰恰是一种合理地组织现实生活和合理地谋利的精神。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这种契合关系可以概括为：新教伦理的预定论及恩宠说塑造了资产阶级的典型人格，新教伦理的天职观形成着资本主义务实求真、发奋图强的精神或生活态度，新教伦理的入世禁欲主义推动着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总之，新教伦理形成着“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哺育了近代经济人”，使资本主义精神得以确立和发展，从而造就了欧洲近代的理性主义和资本主义文明。这就是韦伯新教伦理促进资本主义精神形成的基本观点。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存在一种契合关系的理论问世后，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赞成拥护并乐意为之辩护的不乏其人，批判反对并给予猛烈抨击的亦不乏其人，也有调和各种观点主张公正对待韦伯这一理论的人。对韦伯命题的论争，引发了人们特别是西方思想界人士对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精神形成原因的极大兴趣，产生了一批又一批以探讨西方资本主义精神为主要目的的论著和文章，从而形成了从各个方面论证资本主义精神的局面。诚如保罗·明希所说：“自1904-1905年马克斯·韦伯写出了他那充满魅力的文章以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这一命题就始终没有过时，……如今又显示出了再度流行的迹象。”①这里，我们为了论述的方面，同时也兼顾时代的实际，将韦伯新教伦理的争论大体上区分为韦伯生前的论争和韦伯逝世后的论争两个阶段。韦伯生前的论争实际上构成韦伯伦理思想的有机因素，韦伯逝世后的论争则构成韦伯伦理思想研究的组成部分。 1.韦伯同时代思想家对韦伯新教伦理命题的论争 韦伯新教伦理促成西方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命题，既是韦伯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和长期思考研究的产物，又是韦伯在同韦尔纳·松巴特(Wemer Sombat,1863-1941，亦译桑巴特，索姆巴特)和拉什法尔、布伦塔诺、齐美尔等的论战中提出来的，充满着对松巴特《现代资本主义》、拉什法尔《加尔文主义与资本主义》等著作的诸多批判。 松巴特和韦伯本是比较要好的朋友，1903年他们二人共同创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集刊》杂志并一道承担编辑工作，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在该刊上分期发出的。他们二人均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形成问题感兴趣，并也关注浸润其中的精神气质，认为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精神，一种伦理，对此作出了艰辛的探求。但他们对资本主义精神究竟是什么和什么样的伦理意识造成了资本主义精神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松巴特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主要是一种合理化的处世伦理或“特殊的处世哲学”，它源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市民精神，当市民精神与契约观念结合后形成为资本主义精神。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扩展，市民精神就作为一种伦理精神扩散开来，松巴特称之为世界的市民化。当松巴特的观点受到韦伯批判后，松巴特又撰写了《资产阶级》一书，回击韦伯的批判，并对资本主义精神作较为深入的探索。在此书中，松巴特认为韦伯所使用富兰克林的一些箴言并不能说明它就是新教伦理的表现，事实上富兰克林的伦理观念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天主教颇多联系，他甚至提出富兰克林的伦理观念是对文艺复兴时期天主教思想家列昂·巴第斯塔·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一些著作逐字逐句的复述。韦伯把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同加尔文的禁欲主义及其天职观联系起来，松巴特则强调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同托马斯主义及其赢利欲的关系。松巴特认为，在托马斯主义的学说体系中，已能找到对一种与指向救世财富无关的、纯世俗的赢利欲的首次相对的辩护。新教伦理体现的是一时的对极度超自然取向的复兴，是原始基督教对世界、财产、生活的蔑视和贬值的复兴。松巴特以阿尔贝蒂《论发家致富》一书为例，说明新市民道德并不是在新教加尔文宗的土壤上才产生出来的，而是早在加尔文宗之前就已经形成，并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和北意大利就有生动而深刻的表现。阿尔贝蒂在《论发家致富》一书中把金钱或获取财产视为家庭生存和发展的动力，并提出时间就是金钱、勤俭就是金钱等观点，认为勤劳俭朴并不是穷人的必需而是富人应有的德行，这些无疑较好地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精神。②在松巴特看来，资本主义精神本质上是一种赢利欲和合理地追求财富，它在托马斯主义的道德观那里得以孕育并在后来的时代中得到发展。托马斯主义肯定世俗生活的合理性，主张同早期基督教为贫穷辩护、安于清贫的思想决裂，强调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