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0)020035-06 世人好像已经很长时间不热衷于谈论如何提升自己道德境界的问题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当今之世，一个人要想取得事业上的成功，比如官员作更大的官、商人发更大的财，表面上似乎与其道德境界的高低无关。不仅如此，那些自觉提升自己道德境界的有德之人，有时甚至还会落难为社会中的悲剧性人物。二是负责为人生道德实践提供理论指导的伦理学，并未能给世人提供出既合乎人性要求又切实可行的道德境界理论。作为伦理学工作者，笔者试图在后一个方面即理论上尽绵薄之力。 一、道德境界的两种划境法 道德境界有层次之分，是表示人格道德水平之高低的范畴。在道德实践中，道德境界范畴一方面可以为个人提升自己人格的道德水平提供由低到高的阶梯路向，另一方面也可以成为评判他人人格道德水平的尺度。一种好的道德境界理论必须同时具备这两个方面的功能。 问题是我们究竟该如何划分人的道德境界？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决定着一种道德境界理论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对任何理论问题的新探索，都应奠基于已有相关理论的基础之上。古今中外有关道德境界的理论虽不算多，但也不是凤毛麟角。回溯以往，可知学者们划分道德境界的方法不外两种，即以事划境与以人划境。 所谓“以事划境”，就是用事作为划分道德境界的指标，并用不同的“事概念”标示不同的道德境界。 目前国内伦理学界颇具普遍性的“有私无私境界论”就是这种方法的典型与代表。该理论以公私关系中个人私心的多少为线索，将道德境界由低到高依次区分为四个层次，即自私自利的境界、先私后公或追求个人正当利益的境界、先公后私的境界和大公无私的境界。以事划境的历史很短，更早的也不过就是冯友兰、唐君毅、方东美的人生境界论而已。冯友兰、唐君毅的人生境界论均是以对宇宙人生的觉识程度作为衡量人生不同境界的依据，只不过划分结果有所不同，冯友兰据此将人生境界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四个层次[1]，唐君毅据此将人生境界分为客观境、主观境和通主客境三个主要层次，其中每个主要层次内部又分三个小层次[2]。而方东美的人生境界论则是以人的需求层次作为区分人生不同境界的指标，将人生境界划分为物质境界、生命境界、心灵境界、艺术境界、道德境界和宗教境界六个层次[3]。 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一直没有“道德境界”的术语，所以在英中学者合作完成的《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4]和美国学者主编的《道德百科全书》[5]中，都没有关于“道德境界”的词条，但西方当代学者那些有关如何区分个人道德水平的理论，可以被视为是关于道德境界分层的讨论。这些探讨基本上使用的都是同一种指标。不论是皮亚杰的三阶段论，还是科尔伯格的三水准论，抑或诺曼·布尔的四阶段论，实质上都是在用道德的内化程度作为划分道德境界的指标。 所谓“以人划境”，则是以不同类型的人来表征不同层次的道德境界。与以事划境的历史短暂不同，以人划境有悠久的历史。 孔子是以人划境的首创者，同时也是这种划分法的典型代表。他用小人、君子、仁人、圣人四个概念，将人格境界由低到高区分为四个层次。其中，“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是不求修己只求己利的人；“君子喻于义”(《论语·里仁》)，“修己以敬”(《论语·宪问》)，是追求道义，注重自身修养而敬重他人的人；仁人“修己以安人”(《论语·宪问》)，“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较君子又胜一筹，是通过自身修养能推己及人，满足他人安宁及所欲所立的人；圣人则如尧、舜，“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又胜仁人一筹，是搞好个人修养，“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人。荀子作为儒学传人，一方面继承了孔子以人划境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做了一些自己的修正与发挥。墨子的人格境界论也是以人划境，他将人格分为别士、兼士、贤士三个层次。别士是对亲友的困苦都完全无动于衷而只顾自己的人。与之相反，兼士是兼爱之人，能像对待自己一样去帮助亲友或他人解决困苦。贤士除有兼士的德性之外，还有“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尚贤·上篇》)的特征，并同时是国之栋梁，能救世利民。 西方可归入以人划境的学者，可能唯有尼采。他用奴隶和超人表征人格的不同道德水平。奴隶只是超动物的下等人，他们顺从外部强力和既有规则，因循守旧，没有独立性，缺乏奋进精神与热情，更没有创造性，只追求功利或物欲与性欲的满足，过的是堕落、腐化、软弱的生活。超人是人类中最优秀的人，是最理想的道德人格，是人类能够而且必须创造最高价值的人格代表。超人具有内在的、绝对独立和自主的意志力，是天才、英雄和勇敢的战士，也是真理与道德的化身，他不安于现状，着力超越一切，他不求助任何外部的东西作价值标准，而是规范与价值的创造者与占有者，并最能忍受各种因超越与创造而引发的痛苦折磨。[6] 二、对两种划境法的评析 比较以事划境与以人划境这两种方法，不难发现，二者除了存在前者是用“事”，而后者是用“人”来区分道德境界这个差异之外，还在划分道德境界的指标数量方面也存在差异，即前者实际上是在用单一指标划分道德境界，而后者则是在用多种指标划分道德境界。说以事划境属于单指标划分法，是指各种以事划境论虽然所用指标不同，但都是单一的，如有私无私境界论，是在用公私关系这一个指标划分人的道德境界；冯友兰和唐君毅的人生境界论，是在用人对宇宙人生的觉识程度这一个指标划分人的道德境界；方东美的人生境界论，是在用人的需求这一个指标划分人的道德境界；而西方的各种道德阶段论，也是在用道德自觉性这一个指标划分人的道德境界。说以人划境属于多指标划分法，则是指各种以人划境论中的不同称谓之人，往往都具有多种特征，而这些特征也便成为区分和识别处于不同境界之人的指标。如孔子的小人与君子，就在很多具体事务上都存在不同的表现，而这些不同的表现，也正是识别、区分小人与君子的多种指标。由此可知，以人划境其实也含有以事划境的成分，只不过它不是用一种事而是用多种事同时作为划分道德境界的指标，并且又用不同称谓的人来统摄这些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