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俊人，男，1958年7月生，湖南岳阳人。198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伦理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7年、1990年、1992年分别破格晋升为讲师、副教授、教授，2000年清华大学哲学系复建任哲学系主任。1993-1994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基金，为哈佛大学哲学系高级访问学者；2002年获教育部教育基金，为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高级访问学者；2005-2006年获美国“福布赖特基金”，哈佛大学福布赖特访问教授。2009年为英国剑桥大学人文研究中心(CRASSH)访问学者。曾经先后荣获“北京市优秀青年教师”称号(1991年)，“北京大学首批跨世纪学术骨干人才”(1994年)，北京市首批“理论百人工程”入选者(1996年)，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奖”(科研类，2003年)。研究成果先后两次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996，2004年)，北京大学青年教师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996年)，首届“505中国文化奖”(1996年)，金岳霖学术奖二等奖(1996年)，教育部全国首届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二等奖(1996年)等奖励和荣誉。现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湖北大学“楚天学者讲座教授”，国家“马工程”《伦理学》首席专家兼召集人，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系主任，人文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基础文科组组长，校教授提名委员会委员。现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专家评审委员会专家评委(哲学组)，中国伦理学学会会长。迄今已出版学术专著《现代西方伦理学史》、《道德之维——现代经济伦理导论》、《寻求普世伦理》、《弗罗姆》等20余部；译著《自为的人》、《主体性的黄昏》、《道德语言》、《政治自由主义》、《20世纪西方伦理学经典》等20余部；用中英文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目前学术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政治哲学、伦理学、应用伦理学、西方伦理学史等方面。 问：伦理学是哲学中最具实践特性的学科。如果说伦理学是关涉人类道德生活的哲学和思想研究，那么伦理学与道德生活究竟是什么关系？您对我们目前的伦理学状况有何看法？ 答：伦理学不但可以说是所有人文学中最具实践性的，同时也是最能体现人文学特征的哲学分支学科。伦理学有着久远的历史，比如在中国，早在孔子创建儒学之前周代便出现了最古老的伦理学萌芽。中国文化首先是一种独特的道德文化。伦理学自源起始便表明了她的实用性最强，特别是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因为中国文化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实用人文特征。在西方，自亚里士多德开始，伦理学同样被赋予了实践学科的特征，她被视为是基于人类“实践理性”的一种生活智慧，或者是一种实践的“审思推理”。所以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所讨论的都是非常具体的实践问题，如其“中道”观。在今天看来，这类似于一种行为策略的理论，即怎样做才是最合适、最恰当的。“中道”就是一种恰当的行为方式，以“勇敢”和“节俭”为例：在某种情况下，勇敢就是一个人应该采取的恰当的或者说正当的行为方式，鲁莽或懦弱都不是善行；生活的节俭也是一种中道，奢侈或吝啬都不合乎德性。所以，亚里士多德把伦理学定义为幸福伦理学，一种关乎善生活的学问，是基于对伦理学的实践特性和人文特性的认识与把握。所谓“实践”其实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人类日常生活和行为的指南。如果缺乏来自实践的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可能就不知该如何去行动，或者说失去了行为的参照系。 之所以说伦理学是最具有人文学特性的，则是因为它所关切的是人类日常生活和日常行为，所谓“人文学”其实就是一种人类自我关切的学问。如蔡元培先生、冯友兰先生等都认为，中国没有宗教，因此中国的伦理学或者说道德文化便同时肩负着中国人精神信仰的安身立命之道，她密切关乎着我们的心灵。在此意义上，伦理学与道德生活的关系可以表述为：人类的道德生活本身就是伦理学的一种思想资源、一种基础或源泉。没有生活实践就没有伦理学，正如歌德所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伦理学是基于人类实践生活经验的理论总结。在儒家文化传统中，这样一种经验总结常以道德箴言的形式表现出来，看似简单素朴，却是中国人从生活当中反复总结出来的道德经验之典型范式。 伦理学作为一门主要反映现实生活的学科，无论以何种方式，批评的、反省的或是积极的，总是或多或少地反映着社会现实。所以要评价当代中国的伦理学状况，首先就要了解当代中国的道德生活状况。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加速转型的关键期，如一辆加速拐弯的高速列车，乘客的感觉必定很特殊。按常理，高速拐弯的列车应该减速，但我们却在加速，这当然不是一种社会常态。 基于对这样一种社会背景的了解，我们才可能对目前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做出正确的评估。比如说，现在有很多道德事件让人怵目惊心，如谋杀妻子或丈夫，甚至将尸体肢解后放在冰箱里，这样惨无人道的事情已不鲜见；还有如黄、赌、毒现象的泛滥，表面看起来似乎都证实着“道德滑坡”。最近网上又有人提出中国出现了“道德沙漠”，但这一结论是否准确呢？如果从直观或道德经验的角度来看，可能的确会有人认为，不讲道德、没有诚信已然我们当下生活世界中的普遍现象，这当然意味着我们社会的道德确乎在滑坡、甚至沉沦。但实际上，这种观点轻则说是不负责任，重则可以说是根本没有正确地理解今天的中国社会及其发展状况，对现代中国道德状况所做出的这种判断是武断的。如果能理解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一种加速拐弯的大变革时代，那么有些现象的存在就不足为奇了。因为这种加速转型的社会如同在影像放映时按住“快进”键，其正常节奏已被打破。试想西方社会用了二三百年才实现的社会转型，在今天的中国这个过程却被压缩，这是一种何等剧烈的社会变革？在这种超常社会变革的特殊时期，有可能使得西方在二三百年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现象，被压缩到短短的二三十年间集中显现出来。对此，我们应当秉持足够的历史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而不能愤青式地指摘乃至诅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