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健康伦理是生命伦理学在21世纪的新发展，作为一门新兴的承载着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的交叉学科，它正在开拓自己无比广阔的研究领域。正如西方学者所观察到的那样：“公共健康伦理在地图上，在过去一些年里，生命伦理学家和公共健康专业人士已经开始极度关注这一复杂而尚未展开的新课题。它的大部分疆域尚待开拓。”[1]公共健康伦理之所以具有广阔的疆域，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公共健康伦理服务的领域——公共健康本身便是一个拥有广阔领域的学科，通常人们把它定义为“通过社会有组织的努力来实现的预防疾病，延长生命和保护健康的科学和技术”；“公共健康是指导维持和改进所有人健康的科学、实际技能和信念的综合”；“公共健康是地方、国家、民族和国际资源的组织形式，旨在强调影响各个社会的主要的健康问题”[2]。更为宽泛地说，公共健康包括对于健康产生影响的社会运动和立法，例如限制工作时间的努力，关于童工、保护孕妇和保证就业的规章制度等[3]。近年来，西方有学者提出“新公共健康”的概念，强调所有社会与个人的活动都应当趋向减少疾病的负担和促进健康事业，包括免疫、健康促进、儿童保健和在食物中添加维生素和矿物质，以及获得医疗保健服务等，而且，目标、靶人群、优先性、花费的有效性以及评估都成为新公共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医学研究院也大致划出了公共健康应当研究的范围：流行病、健康的促进与教育、公共健康管理、国际健康、母婴健康、生物统计学、环境健康和营养[4]。综上所述，可以概括出这样的定义，即公共健康是指公众的健康，或者是人口的健康。这一定义包括丰富的内涵，凡是与公众健康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理解为公共健康问题，如社会医疗体系与制度、社会卫生体制与应急系统、医院与医生、卫生医疗和保健资源的分配、劳动保护、卫生状况、环境保护、流行病、健康教育、交通以及一些个人行为，如性行为和吸烟等。同一般健康保健概念相比，公共健康具有四个主要特点：一是重视“公众”和人口的健康，强调群体性健康，而不是个人的个体健康。二是以预防为主。公共健康强调针对“社会”而不是“个人”的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如果说它也像个体医学那样拥有患者的话，这个患者就是“社会”，公共健康是那些“挽救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生命和减少患病率的方法”[5]。三是涵盖范围大，包括所有与公众健康相关的问题。四是公共健康是一种社会化产品，它促进的是一种群体性行为，因而必须通过社会的力量和政府的行为来实现。因而，宽广的公共健康领域也决定了公共健康伦理开放性的思维空间。 其二，公共健康伦理得以产生的母体——生命伦理也是一门方兴未艾、具有十分诱人前景和广阔研究空间的新学科。公共健康伦理是当代生命伦理研究的新方向，或者说是换一个层面或角度来研究生命伦理领域所有与公众健康相关的问题。哈佛大学公共健康学院教授丹尼尔·维克勒把以往的生命伦理学研究称为医疗层面的生命伦理学研究，侧重于研究在临床医学实践中产生的伦理困惑，而把公共健康伦理学研究称为人口层面的生命伦理学研究，侧重于研究公共健康领域出现的伦理问题。在他看来，这两个层面的生命伦理学研究有五个不同点：（1）前者重点在于健康保健，主要讨论医生应当或者不应当做什么，而后者集中于讨论健康。（2）前者侧重于研究健康的医学决定因素，例如研究高血压患者的既往病史和家族病史，并据此作出关于健康的医学判断；而后者则侧重于研究影响人们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例如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环境和工作场所的条件，以及社会排斥对于健康的影响等。（3）前者局限于国家和地区范围之内，而后者则关注全球健康，例如探讨当今世界哪一个国家或地区健康负担最重的问题。（4）前者侧重于解决今天的问题，而后者则关注今天、明天以及遥远未来问题的解决，并在这三个时间维度中进行价值权衡。（5）前者的核心价值观关系到医德以及病人权利问题，而后者的核心价值观则涉及到增进福利和社会公正问题[6]。由此可见，作为生命伦理研究的新方向，公共健康伦理极大地拓展了传统生命伦理的思维空间。 其三，公共健康伦理研究主要针对公共健康实践中的伦理问题。当代社会各种流行病的蔓延和公共健康危机的出现，不断拓宽了人们的研究视野。以往人们所讲的流行病主要指在人群中流行的传染病，而现代流行病的概念非常宽泛，不仅指流行的传染病，也包括分布在人群中非流行状态的疾病，包括传染病、寄生虫病、地方病、非传染病、意外、残疾、智力缺陷、身心损害、机体各种生理生化功能状态、疾病前状态和长寿等。与此相关，流行病学是关于人口患病率和死亡率的分布、风险因素和减少的研究。而且，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由于温室气体的排放，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灾难，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已经成为持续性干旱、水资源匮乏、食品不安全、环境疾病蔓延等灾难的直接受害者。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所导致的诸如地震与洪涝、艾滋病、非典、禽流感和甲型H1N1流感等公共健康危机也频繁出现，这些都是公共健康伦理越来越引人注目的直接原因。它们迫使人们从世界范围内关注公众的健康，不仅从宏观上研究全球范围的环境公正问题，也从微观上具体到每一个公民的健康保健权利以及为其奠定基础的社会公共健康制度与政策，尤其要讨论健康保健资源的公平分配问题。可以说，当代公共健康实践领域有多宽，公共健康伦理领域研究就有多广；当代公共健康实践领域的困惑有多大，公共健康伦理的思考就有多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