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德伦理在当代西方的强势复兴，在英语世界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也开始把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作为美德伦理进行研究。虽然这样的研究时间还不长，但成果却很丰硕。2007年一年内就出版了三部比较儒家和美德伦理的英文专著，而这方面的研究论文更是不计其数。2008年夏天，当代研究美德伦理的大家斯洛特（Michael Slote）和研究儒家的学者安靖如（Steve Angle）得到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的资助，举办了为期六个星期的儒家伦理和美德伦理的暑期班，帮助西方美德伦理学家熟悉儒家传统。2009年美国哲学年会西部分会赞助了一个关于宋明儒学并与美德伦理紧密相关的道德心理学的小型会议。目前，这样的研究已经走出了英语世界。2008年5月，香港中文大学召开了中西美德伦理比较会议。2009年夏天，清华大学举办了儒家和美德伦理研讨班。今年5月还将在北京大学举行一次由中美学者共同组织和参与的关于儒家与美德伦理的会议。这些都表明儒家哲学与美德伦理有着密切的联系。 儒家伦理对美德伦理的启迪尚待挖掘 目前为止，这样的研究大多限于用当代美德伦理的视角去审视和研究儒家伦理。这样的研究当然很重要，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从儒家传统中发掘出以前常被人忽略的东西。可是，在我看来，关于儒家伦理对当代美德伦理的发展能够作出什么样的贡献，这至少也是与之同等重要的问题，而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特别是研究儒家哲学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还不够。我本人在近几年就试图在这方面做些尝试。我的侧重点是看看当代西方美德伦理中是否有一些内在的问题，或者对当代西方的美德伦理有什么严重的批评，特别是那些我们如果局限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便无法恰当地解决的问题、无法恰当地回应的批评，并看看儒家传统是否可以帮助他们解决这样的问题、回应这样的批评。本文就是这样的一个尝试。 我在刊登于本报上一期的文章中讨论了美德伦理的两个两难，并表明迄今为止，当代西方的美德伦理学家还没有找出避免这两个两难的恰当办法。我在这里试图以朱熹为例，说明儒家能够在这方面为西方美德伦理学家提供一些帮助，从而对当代美德伦理的发展作出贡献。 以美德说明人性巧避美德伦理的第一个两难 美德伦理的第一个两难是，如果它对什么是美德作出说明，那么用来说明美德的东西，而不是美德具有了首要性，因而这种伦理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如果它不对什么是美德提供一种说明，我们对美德伦理中具有首要性的美德这个概念本身便不能有一个确切的认识。 我们现在去看朱熹，他跟亚里士多德一样，有一种美德理论，而且他也跟亚里士多德一样用人性概念来说明美德。但跟亚里士多德甚至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习以为常地用理性来解释人性不同，朱熹从儒家传统、特别是孟子的儒家传统出发，认为人之为人的特征，再简单不过，就是人性。而大家知道儒家用来表达人性的字就是与人谐音的仁，而仁又是儒家最主要、甚至唯一的美德。虽然仁只是仁义礼智这四德之一，但朱熹认为，“仁实贯通乎四者之中。盖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智者，仁之分别。”换言之，在朱熹那里，德和性是同一的。关于这一点，他明确地指出，“性是太极浑然之体，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万理，而纲理之大者有四，故名之日仁、义、礼、智。”由于人性即是美德，美德便是人之异于物者。因此他说，“仁义礼智之秉，岂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无不善，而为万物之灵也。”而一旦失去了德性，人与动物就没有什么分别了。因此在谈到孟子“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时，朱熹说，“人所以异者，以其有仁义礼智。” 由于朱熹用美德而不是理性来说明人性，他就可以避免美德伦理的第一个两难。一方面，朱熹的伦理学有一种对美德的说明，即美德是使人之为人者，因此我们知道什么是美德。但另一方面，这种对美德的说明并没有使美德在美德伦理学中失去首要性，因为人之为人恰恰在于人有美德。当我们像朱熹那样说，一个人应该成为具有美德的人，因为美德能使人成为优秀的、典型的和真正的人时，我们并没有将美德看成是成为这样的人的手段，并不认为美德仅处于从属的地位，也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成为优秀的、典型的、真正的人之后，就可以没有美德，因为优秀的、典型的、真正的人正是具有美德的人。换言之，美德是优秀的、典型的、真正的人的构成要素。 但这里我们必须加以小心，因为这可能使人以为，朱熹在这里是在作循环论证：为了说明什么是美德，他说这是人性，而为了说明什么是人性，他又说这是美德。而这又涉及了美德伦理的第二个两难。 兼具规范性客观性的人性概念再避美德伦理的第二个两难 我们知道美德伦理的第二个两难是，如果用来解释美德的人性概念是个客观的观念，那么这个客观的人性概念就不能说明具有规范性的美德概念；而如果它是一个规范的概念，那么这个规范的人性概念就缺乏客观性，而成了美德的另一种表述。亚里士多德主义强调了人性概念的客观性，因而无法说明具有规范性的美德概念，从而限于美德伦理的第二个两难之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