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对比了儒家心性论和康德道德哲学，认为“中国文化的毛病则是缺乏自我意识”①。他认为自我意识就是一种执著，就是要把自己当作认识对象来认识。但是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执著的特点，在儒家那里是没有的。儒家只有本心的概念，你可以对所有别的东西进行规定，但是对于本心你不能进行任何规定，你进行任何规定都说明你的心还不干净，你有它的规定在心里面堵塞着，你就还没有破除一切执著。邓晓芒认为，这个本心在破除一切执著的同时，也就破除了自我意识。 邓晓芒发现在儒家的心性论中，也排除了自由意志的可能性。自由只受它自己的规定，不受任何经验的外在事物规定，康德称之为“自律”。儒家和康德根本不同，要尽数扫除背离天命的积习，回归天道，通过人性和天命合一，就排除了意志的自由选择。 邓晓芒先生历数儒家没有自由意志和自我意识的缺点，归结到一点就是说儒家心性论的道德自觉是一种自我欺骗：“儒家抨击乡愿，其出发点本身就是最大的乡愿，就是假装天真，拒绝反省。曾子讲三省吾身，不是反省自己的本性……三省吾身和西方忏悔意识不是一回事。……这是中国式的反省，不是真的忏悔。真正忏悔是反省人的本性有一种根本恶，反省到你的根本出发点，这才能扬弃伪善，否则只能越来越走向伪善。”② 邓晓芒把西方文明当作普适文明来否定中国文明，以康德的伦理学说否定儒家的伦理学说。邓晓芒得出这种结论的基本前提，就是认为康德伦理学与儒家伦理学是不可通约的，因此只能接受其一而排斥其他。康德认为人性中存在着的“根本恶”，是一种本体恶，对人类普遍适用的，是人堕入恶的规定根据。儒家人性论和康德不同，不承认恶的超验性和本体性，认为一切恶都是“习性”所致。邓晓芒认为儒家不承认人性的“本体恶”即“根本恶”，在自我反省上缺少深度，因此是一种虚伪的道德人性论学说。邓晓芒的儒家伪善说，是建立在康德根本恶学说的普适性之上的，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康德根本恶学说的历史和文化局限性，我们就可以拒绝邓先生的儒家伪善说。 深入地展开对康德人性论和儒家人性论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表面的分歧之下，二者存在着共通性。康德伦理学中也存在着道德禀赋的学说，道德禀赋说是与儒家的性本善相类似的理论学说。康德承认根本恶不是源初的人性而是通过自由获得的人性。西方文明起源和演化的破裂式路径造成了私有制的发达和人性的自我异化——基督教所谓人对神的叛离。中国文明起源和演化发展的连续性道路，使得人性得以保留善的本性而发扬光大。康德伦理学和儒家本来是相通的，所谓东海有圣人，西海有圣人，“其心同其理同”。儒家和康德伦理学的分歧是两种文化具体的历史发展路径的不同造成的。 因此用康德的人性论否定儒家的人性论是没有根据的，邓晓芒先生儒家伪善说是不能成立的。根本恶和性本善：康德与儒家人性论的同与异 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③。《中庸》对性做了形而上学的阐释，“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命与人性相贯通，天人一体相合，所以人性本善。孟子认为“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对儒家人性论贡献最大，提出了“仁义礼智”“我固有之”的人性本善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④ 孟子的性善论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可以与柏拉图的理念论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相比较。魏晋到隋唐的佛教佛性论，宋明的陆王心学，就是孟子性善论在后世的继承和发扬光大。性善论也是中国大一统政治的哲学根据，为中央集权提供了理论论证。 康德认为人有三种道德禀赋，即动物性的禀赋、人性的禀赋和人格性的禀赋。动物性的禀赋是机械的自然的自爱，包括自我保存、性本能、社会本能三个方面。人性的禀赋也就是知性的禀赋，是与他人相比较而产生的自爱，康德也称之为“明智”。人格性的禀赋就是一种易于接受道德法则的道德情感，有了这种情感就有了把道德法则接受为行为准则的前提条件。康德认为前两种禀赋之上可以嫁接各种恶，但它们本身不是恶的而是善的。人格性的禀赋是不能嫁接任何恶的。康德认为禀赋只是潜在的可能性，不是人性的内容，人性是人的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康德认为就禀赋作为潜在的性质而言，不是可以归于人的责任的善，而只是潜在的善。只有在自由的任意把它选择为行为的准则后，才可能成为善的。但是一旦人开始了自由任意的选择，就产生了恶。也就是说在人们的人性中有一种选择恶的准则的倾向，这种倾向对人们的道德准则的选择产生了影响。康德认为也有三种恶的倾向：一种是本性的脆弱，也就是人们虽然把道德法则当作客观的动机，却在主观上不能坚持且弱于感性性好的动机。第二是不纯正，即在行为中除了把道德法则当作动机以外还要有别的动机，因此不是纯粹从道德法则出发的。第三种恶的倾向是人心的恶劣，人心的恶劣不是直接选择和道德法则相反的动机，而是在选择动机的时候，直接把道德法则置于其他感性欲望的动机之后。康德认为只有魔鬼而不是人能有反对道德法则的动机，人的最根本的恶就是动机次序的颠倒。康德认为根本恶以第三种为代表，就像善的禀赋以第三种为代表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