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以来，笔者作为首席专家率领国家社科规划重大招标课题和江苏省社科规划重大委托课题项目组，除对当前我国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状况进行了普查外，还对伦理道德的现状，尤其是诸社会群体的伦理关系、道德生活、伦理道德素质及其影响因子，以及伦理道德发展的新特点新规律等进行了大规模调研。调研从两个维度同时推进：一是对六大群体，即政府公务员群体、企业家与企业员工群体、青少年群体、青年知识分子群体、新兴群体、弱势群体分别进行调研，并作了诸群体的比较研究；二是在江苏、新疆、广西三省（区）进行综合调研，并作了不同地域的比较研究。调查采用问卷、座谈、访谈三种形式，共投放问卷近万份，平均回收率在90％以上。其中，综合调查不分群体，在不同场域中进行抽样，以获得综合信息或一般信息。这一调查在江苏、新疆、广西三省（区）进行了两次，共投放问卷2400份，有效回收率均在95％以上。由于诸群体的特点不同，加之技术和策略方面的考虑，诸群体的分别调查未采用统一问卷；这种设计可能给比较研究带来一定困难，但也增加了信息的总体容量。本报告试图根据调研信息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伦理和谐状况，尤其是诸社会群体伦理道德的同一性、多样性、差异与对立状况进行分析。 调查发现，当前我国诸社会群体在伦理道德方面存在着许多共同话语，达成了不少基本价值共识，同一性是主要方面；但由于诸群体的伦理境遇不同、道德诉求多元、伦理表达多样，差异也十分明显，特别是由于官员腐败与分配不公两大社会问题，使诸社会群体之间的伦理对立现实而深刻。比较而言，伦理道德的地域性差异较小乃至很小，这说明当前我国社会伦理道德的文化同一性很强，信息化和社会交流的扩大已经在不同地域之间形成了相当的道德共识。观念、理念方面趋同而现实、行为方面对立的悖论，是当前我国诸社会群体伦理和谐的重要特点和规律，有待创造性地研究。 一、社会群体的伦理境遇与道德气质 对当前我国诸社会群体的伦理道德状况进行解释，有两个因素特别重要。其中的基本因素当然是诸群体在社会关系、经济生活、文化体系中的不同地位，但另一因素，即3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诸群体的社会、经济、文化地位的变迁，可能具有更直接的解释力。 调查发现，诸社会群体总是带着他们的“集体记忆”建构或重构其伦理关系与道德生活；这些“集体记忆”不仅在代与代之间以最紧密的文化遗传方式获得，而且由于现有诸社会群体的成员直接就是30年变迁的经验者，所以这些“集体记忆”既是他们经历的原初的深刻的历史印记，也是群体认同的文化胎记。在这个意义上，诸社会群体总是带着他们的历史经验尤其是30年变迁的历史记忆参与到整个社会的伦理关系与道德生活之中。社会生活条件与30年变迁的历史记忆，分别构成了诸社会群体伦理境遇的纵、横坐标，在此基础上形成诸社会群体特殊的道德气质。 在六大群体中，政府公务员的伦理境遇与道德气质最值得关注的有三大特点：第一，他们是当今所有群体中对生活满意（包括较满意）度最高的群体，两次调查中分别以82％、87％的比例遥遥领先于其他诸群体。在改革开放尤其是过去10年中，政府公务员的政治经济地位大大提高，公务员岗位由过去受冷落转变为如今被青睐热捧。56.8％的公务员认为，近10年公务员群体变化的最大文化感受是优越感和社会地位大大提高。如何解释这种变化？54.3％的公务员认为，它体现了中国“官本位”的制度取向及其传统。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群体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并不为过。同时，政府公务员群体又是国家权力的支配者，是政治上的强势群体。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和政治上的强势群体，是这个群体伦理境遇的基本特征。第二，政府公务员群体同时又是公认的伦理道德方面最不被满意的群体，以74.8％的比例高居各群体之首。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又是不折不扣的道德上的“弱势群体”。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强势群体与伦理道德方面的“弱势群体”；国家权力的支配者与伦理道德方面信任度最低的群体，构成了政府公务员群体伦理境遇的两个悖论。第三，伦理道德方面自我评价与社会评价的巨大反差。对于当今领导干部当官的目的，54％的公务员认为是“为民做好事、实事”，但89.6％的困难群体、86.7％的知识分子群体和66％的农民群体认为是“升官发财”。公务员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者，理论上应当是伦理道德的示范群体，传统上也曾作为伦理道德的示范群体而拥有很高信任度，但在现实中却沦为最不被信任的群体；他们对自己做官目的的“为人民谋利益”的自我评价，与“升官发财”的大众评价之间存在巨大反差；巨大诱惑与巨大风险、政府公务员的高犯罪率与社会对职务犯罪的严惩，所有这些使公务员群体在伦理道德上处于被诱惑、紧张、忏悔甚至因误解而冤屈的道德境地。 企业家与企业员工群体从根本上说并不属于一个群体，因为经济体制的多样性和二者在经济生活中的不同地位决定了他们之间存在深刻的差异。但是作为最直接和最重要的经济主体，他们在伦理道德方面也存在某些文化同一性：第一，他们是市场神话的信奉者、创造者，也是市场压力最直接的感受者。影响现代人幸福感和道德生活的两大因子，即“市场经济导致的过度激烈的竞争”和“市场经济导致的个人主义”，其发祥地都在企业。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了这个群体才能理解当今中国的市场伦理与市场道德。第二，内部伦理关系的失落。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人阶级”不仅是主人，而且是领导阶级。但在多种所有制形式中，企业员工与企业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经济和政治地位出现了不平衡；不仅员工而且企业家本身也感受到伦理安全的缺失。第三，外部伦理关系的遮蔽。在“后单位制时代”，企业成为“经济实体”，由此与国家和社会的深刻关联被市场所遮蔽，企业作为“社会公器”或“企业市民”的意识式微，很容易滋生企业家的“能力崇拜”和员工的“利益崇拜”心态，“伦理的实体与不道德的个体”的伦理道德悖论尤为突出和深刻。财富创造与问题创造的双重性在这个群体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企业家以33.7％的比例处于伦理道德方面最不被满意的群体的第三位就是证明。第四，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使这一群体总体上呈现交叉、边缘、混合和不断分化的结构状态，比如独资、合资、民营企业的企业家和员工同时也可以属于新兴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