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10）01－0018－07 “自爱”作为范畴源自生命体的生存和发展自己的本能，是个体在为生存和发展所进行的实践活动中，通过对自己所作所为的长期自我评价，所形成的包含有丰富内容的最基本的规范。哲学以人作为研究对象，就必然研究作为人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范畴——自爱。 一、“自爱”的哲学史思考 《哲学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哲学》卷都没有关于关于“自爱”的条目。但是，哲学史上很早就有了关于自爱研究的记载： 亚里士多德最早对“自爱”进行了哲学上的思考。他认为：“人人都爱自己，而自爱出于天赋”①。自私固然应该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欲。这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的基本观点。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进一步区分了两种自爱，一种是贬义的，是对灵魂的无逻各斯部分的爱，“如若自爱就是意味着多占财钱、荣誉和肉体快乐，这是应受谴责的”；② 另一种是褒义的，爱的是自身那个理智的部分，并且听从逻各斯，“己者，理性之己；爱己者，爱理性之己”，③“如若所有的人都在高尚行为方面竞赛，共同事业就会圆满实现”。④ “这两种人是完全不同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只有伴随着理性所行的事情，才可称得上是自己的行为、自愿的行为”。⑤ 因此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爱，“好人必定是自爱者”。⑥ 针对有人认为“坏人被认为做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而好人“总是为了朋友而不顾自己”的说法，亚里士多德认为，“然而事实和这些道理（即上述说法——引者注）并不吻合”。他论证道：“一切与友谊相关的事物，都是从自身而推广到他人。……因此，一个人是他自己最好的朋友，人所最爱的还是他自己”。⑦ 他还由此认为，这种自爱是友爱的基础，“一个人对邻人的友善，以及我们用来规定友爱的那些特征，似乎都产生于他对他自身的关系”。⑧ “友爱，始于爱己，终于爱人”。⑨ 由爱己发展出来的爱人，其基础是德性，为高尚而向往，为善良而追求。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爱向友爱转化的思想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法。 在中国古代中，“生”是一个既自然又神秘的概念。《尚书》中记载了禹对舜说的一句话：“正德利用厚生。”“厚生”就在于对人的生命的重视。《易传》讲到“天地之大德曰生”。把生命尤其是人的生命看成是“天地之大德”，因此每个个体爱护自己的生命就成为天地中当然之理。由此，中国古代哲学家就常用“贵生”来概括自爱。 中国的儒家文化对“自爱”有很多重要的阐述。孔子重生，关注的是现实人的生命。“孔子贵仁。”⑩ 而“仁”的核心是“人”。有一次，马厩失火，孔子退朝归来，“曰：‘伤人乎？不问马。”(11) 在人与物的关系中，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人而不是物，这是儒家思想“仁”的核心。孟子则说“生”是“我所欲也”；且谓：“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12) 自爱的人不站立在危险的岩体或墙脚下。荀子更谓：“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13) “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14) 生和死是人的最大的利和害，因此，人生来就有好生而恶死的本能。 近代哲学中，休谟对人性作了深刻研究，著有《人性论》。他说：“在自然性情方面，我们应当认为自私是其中最重大的”，(15) “在我们原始的心理结构中，我们最强烈的注意是专限于我们自己的；次强烈的注意扩展到我们的亲戚和相识；对于陌生人和不相关的人们，则只有最弱的注意达到他们身上。”(16) 然而，这种自私不是绝对的，而是“某种程度”上的，他由此断言：“我远不认为人类除了对自己以外，对其他事物没有任何爱情；我相信，我们虽然极少遇到一个爱某一个甚于爱自己的，可是我们也同样很少遇到一个人，他的仁厚的爱情总加起来不超过他的全部自私的感情的。”(17) 休谟还认为，“自爱”这种情感在社会生活中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来，这就是说，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为了实现自爱的目的，就需要为他人着想，为他人服务，“自爱就展现于对他人的仁爱之中”。(18) 十八世纪哲学家爱尔维修从感觉论的立场出发，也对“自爱”作了深刻研究。他认为人身上的一切都是肉体的感觉，精神的一切活动也源自感觉。这种感觉在人身上表现为“一种喜欢快乐、憎恶痛苦的情感”，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由此这种情感使人们经常地逃避肉体的痛苦，寻求肉体的快乐，力图保存自己的生命，这就是“自爱”。自爱是肉体感受性的直接后果，不管人们的地位和教育有多么不同：“在任何朝代、任何国家，人们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爱自己甚于爱别人的。”(19) 然而，他又认为，每个人为了自爱又必须与他人联系在一起，即必须结成社会，建立家庭、国家和建立各种关系。理性和经验都告诉人们，单独的孤立的个人不可能获得幸福，因此公共利益是“人类一切美德的原则，是一切法律的基础”，“道德的人乃是使这种或那种行为合乎人道、符合公共利益的人”。(20)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弗洛姆对“自爱”作了很深刻的研究。他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当时宗教神学的代表加尔文，并把自己的著作冠以《为自己的人》。加尔文说：“我们并不属于我们自己，因此我们不该以肉体的满足作为我们追求的有利目标”，“正相反，我们属于上帝，因此我们要为上帝而生、为上帝而死”。(21) 对此，弗洛姆说：“有一种教义植根于人的自我蔑视和自我憎恨。”(22) 弗洛姆认为这样一来，“人成了超越自身目标的一种工具，他是全能的上帝或世俗权威、规范、国家、事业、成功的附属物”。(23) 他认为自爱强调的是“人就是他生活的中心和目的”(24)，“原则上说，我自己必然是我之爱的一个对象”，这就是“对人自己的生命、幸福、成长、自由的肯定，植根于人的爱之能力，即关心、尊重、责任和认识”。(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