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流自然生命:时代意义、方法论原则和初步结论

作 者:
叶平 

作者简介:
叶平,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叶平(1955-),男,黑龙江省龙江县人,教授,主要从事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研究。

原文出处: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河流生命概念的提出和论证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它适应了21世纪人类从“征服”自然转向协调自然的客观需要,也反映了我国河流管理决策者在思想理论上从重视眼前利益到重视长远利益、从单独强调人类利益到强调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地球整体利益的转变。它试图解决人类生存的合理性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式问题,并促使我们进一步建立河流生命学。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10 年 03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600(2009)10-0008-05

      河流生命是一个新概念,是第一次由我国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自然科学家提出[1]并与国内环境伦理学者共同探索形成的新兴交叉学科——河流生命伦理学的基本概念[2](序一)。河流生命概念的提出和论证,反映了我国河流管理决策者在思想理论上的两个转变:一是从单纯的“水利资源”利用的观念向水的资源利用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观念转变;二是从单纯的“自然工程”为特征的“硬”科学管理向“人文与社会建构”为特征的“软”科学与“硬”科学综合管理转变。进而,河流生命概念的确证,也是河流学适应外在社会拉力和其学科内在逻辑推力引发的一场河流观念的革命。本文仅对河流生命概念形成的时代意义、河流自然生命定位和界定的方法论原则及其研究的初步结论作以简要概括和阐述。

      一、河流生命概念提出的时代意义

      河流生命概念顺应了环境革命发展的时代主题。

      1.顺应了人类生死观的转变[3]。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全球环境运动,在上个世纪最后25年酿成,一场史无前例的环境革命,其重要起点标志之一就是卡逊的《寂静的春天》[3]。随之长达20年之久的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大讨论,促使人们不仅仅改变了传统的环境观念,引发一系列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而且也扩展了人类的生死观:威胁人类生死存亡的历史事件,不仅仅指人与人之间展开的核大战,还包括人与地球自然之间发生的人为造成的人类生存环境的灾难。因为,我们已经改变了大气层和陆地表面,改变程度超过了地球数百万年里发生的变化,这些改变仍在继续。“我们的命运不仅仅取决于我们自己做些什么,还取决于我们为作为一个整体的盖娅(“盖娅”是古希腊神话中生养万物的大地女神,被英国宇航学者拉弗洛克借用,隐喻地球的生命捕获和与地球环境协同进化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有机体功能)做些什么。如果我们使盖娅遭到危险,她将为了更高的价值——‘活着’的系统自身——而放弃我们”[4](P1)。由此,为了当代人的生存和子孙后代的可持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全球环境问题,正视所谓“环境神话”论[5]、“工业救世论”[6](P3-5)。可喜的是,在我国已经把环境问题纳入国家,或地区的基本计划,进入常规的管理和教育领域[7],涌现出一系列新概念,其中河流生命的概念,就是引导人们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生态文明理念。确立这种新理念,不仅仅在于调控河流这个“限制因子”,更重要的是推进我国乃至全人类文明生存方式的基本转变。

      2.顺应了群众运动观的转变。历史上的群众运动主要起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如“红色”运动、“蓝色”运动(“红色”运动是指以《共产党宣言》为旗帜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蓝色”运动是指以反战为目的的和平文化运动。)。进入20世纪中叶以来,风起云涌的群众性的环境运动,则主要源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尖锐矛盾,这就是所谓“绿色”运动。这场“绿色”运动是21世纪新时代群众运动的典型特征,它将成为辅助政府对自然关系的决策科学化的重要手段。“河流生命运动”是我国正在兴起的“绿色”群众运动,体现了我国黄河的文化底蕴和深刻的民族象征,更会使之成为保护母亲河、保护母亲河的生命生生不息的强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和行动。

      3.顺应了科学技术观的转变。21世纪是人类生态大调整的世纪[8](P23-24)。河流生命概念的提出就是调整人与河流生态关系的重要手段,其终极目的,不仅仅是改变对河流的利用方式,更重要的是要重新确立与河流的依存和作用关系,确立一门河流生命伦理学及其研究的社会建制,适应时代对河流学科发展方向的要求——不仅建设那些改造自然的学科,而且要求发展那些建设自然的学科,促进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整合,推动科学技术观念的生态转向。

      4.顺应了时代哲学的转变。支配人类精神生活的哲学,以往主要关注人际形而上的研究。但在接近20世纪末的25年间,生态危机迫使人类生态意识日益加强,哲学的主流在关注人和社会关系的同时,开始急剧地转向生态问题,人类日常生活生态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领域成为21世纪哲学研究的新的生长点。河流生命概念适应时代精神发展的方向,激发新的河流思维——“像河流那样思考”[9](P124),有助于推进“哲学走向荒野”的生态文明进程。

      5.顺应了文化观的转变。传统的文化是基于本土性、民族性的文化观。随着科技、经济革命的世界性扩展,现代性文化冲破甚至颠覆了地域性的、民族性的、阶级性的和国家性的文化束缚,其结果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造成了本土文化的消减甚至流失,为此呼唤挽救民族文化成为一种文化观的转向[10];另一方面,造成全球生态危机,为此要求改变分立的传统文化走向整合的生态文化,成为文化观转向的另一种趋向[11]。提出河流生命的新概念,适应了文化观念的这些转向,促进河流区域自治的政治文明与全球整合的生态文明相互交融,推动人类文化生态的变革。

      21世纪是生态时代。我们和其他生命共存的地球,经历了生命时代(距今36亿年前)、新生代(人类出现,约二三百万年前),现在正在进入生态时代(其标志是人类与其他生物的生存根源:不在于人类个性的经济维系,而在于他们共性的地球生态存在,21世纪找寻的就是生态稳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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