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选择、道德困境与“道德悖论”

作 者:
卢风 

作者简介:
卢风,清华大学哲学系 北京 100084

原文出处:
哲学动态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10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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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9)09-0043-08

      一 道德选择与道德信仰

      道德选择通常指个人的道德选择,集体选择涉及极为复杂的关系,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个人的道德选择大多是基于个人的道德判断的。而个人的道德判断与个人信奉的道德原则和标准密切相关。我们信奉的根本道德原则就是我们的道德信仰。因此,个人的道德选择与个人的道德信仰密切相关。研究道德选择不能回避道德信仰问题。

      在道德信仰方面,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有根本的不同。在传统社会,人们的宗教信仰基本一致,道德信仰就内蕴于宗教信仰之中,如西方中世纪,人们的道德信仰就寓于基督教信仰之中。那时,人们诚然也要用决疑法去做出具体的道德抉择,但决疑法的运用是在基本一致的信仰框架中的运用。现代社会则不同。典型的现代社会是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的社会。现代社会的道德信仰是多种多样,而不是一致的。首先有多种宗教,如在西方民主国家,有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其次,不信教的人们的道德信仰也是五花八门的,仅人道主义就可分为好多种,如科学主义的人道主义、反科学主义的人道主义、素食主义的人道主义、生态主义的人道主义,等等,今天又有形形色色的女性主义。

      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的道德信仰也大体上一致,儒学既是最基本的政治意识形态,也是多数人的道德信仰。当然,儒学在古代中国统一信仰的作用没有基督教在西方中世纪那么大。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的历朝历代,道家、佛教仍有一定的影响力。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才把思想统一(信仰统一)推到极致。在那个时代,人们认为,善恶是非是判然分明的,判断善恶是非的标准是绝对权威、无可置疑的。所以,人们在这一时期一般不会有什么思想(信仰)的困惑,因为“毛泽东思想照耀着我们永不迷航”①。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渐入佳境。与此同时,我们也从毛泽东时代的思想统一(信仰统一)逐渐走向信仰的多样化和价值多元化。对2008年汶川地震时的“范跑跑”现象的评论典型地印证了这一点。有人强烈地谴责“范跑跑”,也有人竭力为之辩护,双方都能说出一番道理,其不同道理源自不同的道德信仰。对婚前性行为的道德判断也是如此。有人认为婚前性行为是不道德的,有人认为婚前性行为并非不道德,双方也都能说出各自的道理,各自的道理同样源于不同的道德信仰。

      在信仰多样化和价值多元化的今天,个人不仅无时不面临具体的行动选择,还面临道德信仰的选择。这与传统社会大不一样。在传统中国,一个人极有可能一辈子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一个乡村或一条胡同),这个地方的道德风俗是十分稳定的,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不变。人们的基本道德信仰是一致的,所以,个人一般不会面临道德信仰的选择。一个人只是从小到大接受道德风俗的熏陶,逐渐把外在的行为规范内化为自己的行为习惯而已。而现代人生活在各种道德信仰并存的社会中,我们不仅要做种种具体的道德选择,还得通过选择、反思去确定自己的道德信仰。一个年轻人可能因受长期的灌输而坚信一套道德信念,如果这种道德信念过于理想化,那么他随时都会因为市场经济的现实而陷入信仰危机。如果他相信,应该做高尚的、纯粹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后来发现现实中的人们大多总是力图用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而且这些人成功的机会较多,他就可能质疑自己长期持有的道德信仰,从而陷入信仰危机。这时,他如果勇于独立思考,便会通过阅读或与他人(老师、朋友)的交流而反省自己的道德信仰,从而重新确立新的信仰,逐渐走出信仰危机。在这一过程中,现实社会中已有的(即赢得一定数量信众的)各种信仰体系都有可能对他产生影响。他可能到马克思的原著中去寻找解惑的答案,从而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也可能恰好遇见一位高僧而遁入空门,也可能因偶然参加一个基督教家庭教会而信仰基督教,等等。

      在信仰多样和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没有万众景仰的能指引所有人的救世主(或大救星)。每个人都应该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去确立自己的信仰,这种独立思考的过程将会是一个选择信仰体系的过程。我们无法逃避选择,如萨特所言,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个人选择的无条件性源自个人的自主性。自主性(autonomy)是康德等思想家十分重视的价值。最有自主性的个人特别富有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当然,任何人的批判或怀疑能力(高级思维能力)都是在特定共同体中通过较长时间的学习而培养起来的。以中国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为例:他们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思想长期灌输的过程中完成了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受教育过程,后来又亲历了从1978年开始直至今天的改革开放阶段。其间,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经历了信仰危机和信仰的改变。其中,最具有自主性的个人始终在进行思想求索,他们不轻信任何一种信仰体系,无论是基督教,还是自由主义。他们用自己独立的批判精神去审视各种信仰体系,最终确立自己的信仰。② 那些缺乏批判精神的人们,则可能轻易地接受一种现成的宗教。而最坏的选择莫过于不要任何超越性的信仰,而把市场经济的“逻辑”③ 当做人生真谛。在当代中国,恰是这种人居多,他们什么都不信,④ 只信钱和权;他们不再服膺任何道德,只服膺作为科学的经济学。实际上,这些人是最缺乏自主性的。如果说这类人是对道德信仰不做选择的人,那么他们的不做选择恰是一种对道德信仰的选择,而且是最糟糕的选择。详细论证这一点涉及对现代性的全面分析,这已超出本文的论述范围,故不在此展开。

      今日我国少数怀念“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人们把信仰多样化和价值多元化指斥为思想混乱,并认为思想混乱正是社会混乱的根源。在他们看来,真理体系是唯一的,凡不能纳入统一真理体系的思想全是谬误;只有统一所有人的思想,或者统一除阶级敌人以外的绝大多数人民⑤ 的思想,才能使社会秩序井然。显然,统一真理论是统一思想的哲学基础。但20世纪的分析哲学以清晰的逻辑表明,人类无力凭自己的理性发现或建构统一的真理体系。⑥ 历史和现实也一再证明,没有任何先知或思想精英,能用纯粹说理的方式统一人们的思想。统一思想的唯一途径是思想专制或军事暴政,即对“异端”的残酷镇压,如西方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和20世纪30-40年代的德国纳粹。罗尔斯说,现代民主社会中合情理地整全宗教、哲学和道德信仰的多种多样不只是将很快消失的历史性现象,而是民主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 of democracy)的永久性特征。⑦ 而且“合情理的多元主义(reasonable pluralism)这一事实不是人类生活的不幸条件”⑧。也就是说,我们不该把信仰(包括道德信仰)的多种多样看做令人厌恶的思想混乱,更不该把它视做可怕的社会分裂,而应愉快地把它接受为民主公共文化的常态。当然,不同信仰者都应该具有尊重他人自主性的德性,如果信仰某种宗教的人,仅坚信自己的信仰才是真理性信仰,而且在生活中敌视持不同信仰者,那么信仰的多样性确实能成为社会混乱甚至暴乱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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