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9)10-0071-06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伦理发生了剧烈嬗变，特别是儒家伦理思想遭到了种种质疑、挑战乃至否定。同时，一系列崭新的伦理观念的传播又引领了中国近代思想的转型。伦理观念的革新与重构在很大程度上与“启蒙”产生了共鸣，“伦理启蒙”构成了中国启蒙思潮的重要主题。如果说，因为相似的宗教传统与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使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诸国的启蒙运动既有统一性，又各具特色，表现出启蒙的历史多样性，那么，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语境、问题意识、文化传统则决定了中国的启蒙历程是独特的“伦理启蒙”，这种启蒙直接动摇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型政治”的合法性基础，瓦解了宗法伦理这一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石，从而成为近代社会进步的重要思想动力。 一 中国近代启蒙为什么首先是“伦理启蒙”？回答是源于“中国问题”。回到“启蒙”的本意，其特定内涵来自“启蒙运动”，即17至18世纪发生在欧洲的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主题是破除对基督教神权与神学的迷信和盲从。根据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看法，中世纪基督教具有诸多特征，归结起来，就是宗教信仰的权威化、神圣化，其支配力量遍及整个西方世界，无所不在。①在这样一个神权的社会里，神圣秩序和教条完全统治了人的身心，人生的目标被定位为忠诚于对神的信仰，通过禁欲而求得灵魂的求赎；天主教会依据《圣经》的创世说设定了科学探索的禁区，人的理智仅在于认识神所创造的那种既定的、必然的秩序。这不但使人昧于真理，受制于自然的束缚，更因为神学对“君权神授”的维护，而无权怀疑封建制度的合法性。然而，启蒙运动则要求“宣扬理性的自律性和以观察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方法是唯一可靠的求知方式，从而否定宗教启示的权威，否定神学经典及其公认的解释者，否定传统、各种清规戒律和一切来自非理性的、先验的知识形式的权威”②。这里的问题是，这种基于欧洲历史文化的地缘经验能否引伸出普遍意义的“启蒙精神”呢？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指出，启蒙的要点在于，“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和“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也就是说，敢于并且能够自由地运用理性是启蒙的条件。在福柯看来，康德表达了这样的观念：思想除了“理性”的权威外不服从任何权威，哲学的质疑根植于“启蒙”中。这种哲学质疑使那些习以为常的历史、现实乃至主体自身成为问题而受到追问。启蒙不是执着于对一些教义的忠诚，“而是为了永久地激活某种态度，也就是激活哲学的‘气质’，这种‘气质’具有对我们的历史存在做永久批判的特征”③。福柯的看法提升了启蒙的普遍意义。“启蒙运动”包含了各种不同的学说，其具体内容必然随各国的历史特点和政治、文化背景而异。而“启蒙”的普遍性在于，它对一切既定制度或观念进行批判性审视，以理性的方式奠定了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人类生活的核心价值。因此，所有促进这些价值实现的思想，都应当被纳入到启蒙的范畴。如果说，欧洲启蒙运动是以批判神学而展开的，那么，“启蒙”所针对的“中国问题”是什么呢？ 在终极意义上，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与欧洲“启蒙运动”所追求的核心价值具有一致性，然而，从直接目标来说，中国的启蒙有其特殊的问题意识：一是启蒙与中国社会面临的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相关。史华兹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认为，严复是中国引进现代西方思想的第一人，而严复启蒙思想的核心即是以“寻求富强”为目的，这也反映了同时代一批思想者的共同关注焦点，可以说“寻求富强”引导着中国近代启蒙的方向。二是面对的精神枷锁不同。正如严复所认识到的，欧洲启蒙源于宗教思想的禁锢，“中国事与相方者，乃在纲常名教。事关纲常名教，其言论不容自繇（注：自由），殆过西国之宗教”④。美国汉学家舒衡哲也持相同的看法，认为家庭权威与神权专制的差异使得中国与欧洲的启蒙具有不同的内涵：在康德的时代，启蒙意味着“祛魅”，即从由自然界所领悟的真理去除宗教迷信。但在近代中国，启蒙所追求的“祛魅”，则是要将中国从两千年来的封建纲常礼教中解放出来——质言之，中国社会精神麻木的源头是儒家的“礼教”。⑤这是对中西启蒙差异的相当精辟的见解。 舒衡哲所言之“礼教”，是指为维护宗法等级制度而制定的礼法条规和道德标准。从历史上说，“礼”源于三代尤其是西周，以后不断损益。它以维护社会等级制度为目标，是治理国家的根本纲领，制定法律的依据，并深入到宗法家族的各种制度之中，成为人们的基本信仰与行为准则。故《礼记·礼运》曰：“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从春秋开始，“礼”尤为孔子所推崇。孔子奠基的儒家伦理思想继承了周礼的基本精神，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要求人们安于名位，遵守礼制，不能僭越。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汉儒的“三纲”所规定的尊卑秩序成为治国纲领，可以说，儒家倡导的纲常礼教既是人伦之理，又是政治之道，由家及国，浑然一体，伦理与政治有机结合，是一种与现代西方“法理政治”不同的“伦理政治”。正如梁启超所言：“凡国家皆起源于氏族，此在各国皆然。而我国古代，于氏族方面之组织尤极完密，且能活用其精神，故家与国之联络关系甚圆滑，形成一种伦理的政治。”⑥又说，儒家言政治，“以目的言，则政治即道德，道德即政治。以手段言，则政治即教育，教育即政治”⑦。这种伦理政治，从积极意义上说，它将“止于至善”与治国、平天下相互诠释，使得伦理目标同时也是政治目标，政治目标蕴含着道德理想，此乃伦理政治之价值所在。但另一方面，随着封建制度的没落，儒家伦理的弊端也日益增强，纲常礼教严重地束缚着中国人的精神。尤其是近代以来，儒家伦理成为社会进步、国家富强的最深层的障碍。因此，追求民富国强、变革封建专制制度的要求决定了中国近代需要“伦理启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