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主义”到“历史的终结”

——评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社会历史观的诘难

作 者:

作者简介:
卞绍斌,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济南 250100 卞绍斌(1975—),江苏灌云人,副教授,博士后,从事马克思社会正义理论和当代政治哲学研究。

原文出处:
学习与探索

内容提要:

受传统解读模式的制约,学界的马克思社会历史观研究常带有强烈的“决定论”色彩,人们把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必然规律的论断理解成一种“普适性”原理和教条,容易遮蔽这一历史观的价值指向,西方一些学者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对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批评和诘难。探讨马克思社会历史观的真实内涵和当代意义,必须认真对待和正面回应这些诘难。对马克思关于“历史必然性”的论述必须具体地、历史地加以理解。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0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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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0)04-0014-04

      国外学界对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向来存在诸多争论,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西方许多学者把马克思关于“历史科学”、“历史规律”的相关论述归结为“宏大叙事”和“目的论”教条,把其社会历史观读解为形而上学的“历史决定论”。西方一些学者借助于自由市场和宪政民主的梦幻力量宣布“历史的终结”的呼声更加高涨,从而使得对于马克思历史观的解读困难重重。探讨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我们必须直面这些困境,在回应批评和澄清误解的过程中揭示其真实内涵。

      “诘难”之一:马克思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是一种非法的僭越和“伪科学主义”立场,其社会历史观消解了个体选择与主观欲求的重大价值。

      一些自由主义学者认为,社会发展充斥着人的活动、欲求,无法以一种统一性的历史科学来加以衡量和规范,但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却试图实现这一根本无法实现的任务,就是探寻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背后支配历史前进的规律和动机,从而描画出清晰的社会发展脉络。究其实质乃是模仿了自然科学的成功而对社会现实进行类似的研究,进而得出历史发展的客观真理。

      哈耶克认为,人类的进步造成了科学的“狂妄”和“神话”,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我们能够仿照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来探索社会历史之谜,并且清除笼罩在历史进程中的“偏见”、“猜测”和“误解”,从而导致了“理性的滥用”。正如他指出的,“社会现象的研究中的一种普遍的趋势,即试图不考虑‘单纯’的质的现象,而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只关注那些量的可计算的方面”[1]。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方法被当成普遍有效的,从而也就完全抹杀了“社会研究”或“道德科学研究”所关注的特殊性问题,更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在哈耶克那里,马克思的“历史观”所界定的许多概念都是“自然主义”意义并且建立在“总体性”知识观之上,也是圣西门、孔德所开创的实证社会学思潮的延续。

      在批评马克思社会历史观的“似自然主义”立场上。波普尔和哈耶克具有极大的“亲和性”。他们都不满把“自然科学方法”直接套用到“社会历史”研究中,也反对运用这些“科学”方法来发现“社会”发展规律并预知社会走向。而在波普尔那里,他对马克思社会历史观的反驳更加直截了当,在《历史主义的贫困》的“导言”中,波普尔把“历史主义”定位于“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途径,它认为历史预言是它的主要目的,并认为通过揭示隐藏在历史演变之中的‘节奏’、‘类型’、‘规律’和‘趋势’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2]7。并且还指出,“我力图把历史主义表现为一门精心考虑和结构紧密的哲学。我毫不犹豫要构造出来种种拥护它的论据;这些论据,就我所知,是历史主义者还从来没有提出过的”[2]7。概括起来,波普尔对“历史主义”的“唯科学主义”立场的反驳可以归结为如下五条论纲:“1.人类历史的行程是受着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的……2.我们不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告我们科学知识的未来增长……3.因此,我们不能预告人类历史的未来行程……4.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抛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摒弃一种可以相当于理论物理学的那种历史科学的可能性。不可能有历史发展的任何科学理论是可以构成历史预告的基础的……5.历史主义的方法的基本目的因此就是错误的构想;于是历史主义就崩溃了”[2]2-3。

      哈耶克、波普尔等人对马克思的批评不是一种“无理取闹”式的荒唐言论或无端指责,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理解在根基上乃是缘于对理论与现实的反应。20世纪的“科学主义”逻辑在社会历史领域的畅通无阻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蒙上了“普遍真理”和“决定论”的面纱,在实践中又滋生了“教条主义”和“集权主义”的后果,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在理论上寻求原因,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唯科学主义”的历史观给人类生活笼罩了挥之不去的“神圣形象”,哈耶克、波普尔试图打破这一局面。

      自由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蕴含的“自然主义”和“科学主义”立场的批判值得我们认真省思的地方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改变今天我们理解马克思的视角和方式。马克思是被当做“一成不变”的公理来对待还是作为省察并批判性理解社会历史的视角来把握,这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关乎人类社会和社会实践的重大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似乎只是一些“科学”知识、“客观”真理,其中所蕴含浓烈的人文关怀不见了,“社会生活”中的实践活动也失去了其“改造世界”的价值诉求,最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批判资本主义并超越现实社会的人类情怀也丧失殆尽了。面对被自由主义所诟病的被“教条化”、“科学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马克思如果看到的话,他一定会再一次发出这样的感慨,“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3]695。

      与哈耶克和波普的诘难相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及之前社会状况下的个人遭受“自然必然性”的制约,个体还受到严格的“自然规律”的控制和压迫,经济的奴役和压制表现为一种个人无法摆脱的“铁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乃是社会生产关系上的奴役和压制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和外在的表现。“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4]12。许多人把马克思的这段话作为其“历史观”的经典表述,但是在我们看来,这里的“历史观”主要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铁的必然性”对现实个人的压迫和奴役,而决不是说明历史过程乃是无人身的“自然规律”。马克思从来没有提供给我们一个“客观”的历史规律,更没有把这样的“规律”当做一种绝对的无法抗拒的“必然性”预言未来社会形态,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历史观”在根本的思想旨趣上是批判和革命的。

      “诘难”之二:马克思由于把“历史”变成了一门“科学”,宣称能够洞察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此基础上预言未来社会,因此陷入了“历史主义”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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