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198（2010）02－0014－06
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和代表人物的思想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如何从总体上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而提炼其不同发展阶段的理论问题却显得相对不足，而这恰恰是深化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条有效途径。本文拟从哲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为了不使论题产生歧义，本文将严格区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国外马克思主义”两个概念。按照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共识，本文的研究对象只包括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分析学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包括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和后马克思主义思潮。
一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总体上展现为对其思潮流派和代表人物的思想进行资料引进和评述，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代表性论著有一个引进、熟悉和消化的过程，以资料评介为主的研究方式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起步阶段的必然选择。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批判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模式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最初进入中国学术界时，这种解读模式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一的正统解释。这一客观条件的制约使得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停留于一般地揭示它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如何解释马克思哲学，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等问题上的差异，对于这些差异产生的真实根源，以及如何看待这些差异等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无法展开真正的理论研究，当然更无法展开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对话。第三，当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和实质有了更为全面和深刻的理解，并且形成了对马克思哲学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理解，有能力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深层次理论研究的时候，我们研究的重点又转向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产生的新流派，特别是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具体研究对象转换了，研究的方法论却依然如故，由此，造成了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理论观点虽较为熟悉，但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总体把握明显不足的现状，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
基于以上原因，如何逻辑地再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演进的内在逻辑，就应该成为今后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在笔者看来，问题的根本在于实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的转换，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从过去摇摆于二元对立的两极思维方式转换为从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两种不同的理论传统来研究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给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准确的理论定位；第二，从简单地对比转向“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以此揭示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观点产生差异的根源，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逻辑进程；第三，从资料评介式的研究方式转向问题式的研究方式，分析和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域和基本理论问题，评判其理论的得失和当代价值。
二
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之所以存在着意见分歧，其根本原因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和民族化过程中形成的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模式和“实践唯物主义”解释模式绝对对立起来，相互否定其解释的合法性，其结果必然产生否定或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判断。事实上，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的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的是对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解释模式，它们分别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两种理论传统，其产生和形成与各自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选择密切相关，都具有合法性。
从文化选择的视角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从理性主义哲学的立场解释马克思哲学。它源起于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并经过普列汉诺夫、列宁，最后由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中得以系统化。[1]这种解读模式把“辩证唯物主义”看做是马克思的哲学，把“历史唯物主义”看做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中推广和运用。“实践唯物主义”选择的则是自维科以来的西方历史主义文化哲学传统，强调文化批判和历史批判对于把握历史内在精神的重要性。历史主义文化哲学传统对理性主义哲学的反思在20世纪为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所继承和发展，并扩展为对整个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构成了20世纪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和文化哲学的复兴。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正是基于这种传统。他们强调马克思哲学在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基本原则等方面同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区别，主张应当立足于现代哲学的立场来解释马克思哲学革命变革的实质。
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从不同的哲学传统解释马克思哲学，还与他们各自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具体说，俄国的社会转型是通过社会形态的更替这一形式实现的，这就需要从理论上确立历史规律的客观性，从而为实现社会形态的变革提供理论指导。同时，俄国在文化上面临的任务是反对封建主义文化，确立理性主义文化，这一切决定了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会选择从理性主义哲学传统来解释马克思哲学。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其产生和发展与西方社会从近代向现代社会转型是同一历史过程。以理性主义价值体系为指导的西方现代化虽然在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生产力的发展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却也产生了西方现代化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背离的异化现象，暴露了理性主义哲学及其价值体系的内在缺陷，由此西方出现了以反思理性为主要内容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只能从西方文化哲学传统解释马克思哲学，最终形成了对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解读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