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思想与时代向来是题中应有之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通过时代精神的梳理、提炼和彰显，表现出自己特有的思想品格；思想是时代的思想，时代是思想的时代。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基本的信念。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的思想以及对思想的时代性把握，却似乎疑窦丛生，一方面是形形色色的思潮风云激荡，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的概念和命题受到置疑，面对时代情势的变幻莫衷一是。于是，一些业界人士采取退守的姿态，埋首于马克思的文本之中，为其文稿的本来面目孜孜以求，努力成为治学严谨的学者；一些弄潮儿则依然故我，大而无当地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和价值，在悬浮的应景话语上将时代排除，所谓的思想也就是成为空中的浮尘。没有学术的思想是无根之木，脱离时代的学术是无源之水，把学术、思想与时代切实凝聚起来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必由之路。基于这样的背景与体认，我们希望对段忠桥《重释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做出恰当的定位，并对国内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两种取向做出一般性的理解。 一、对过去三十年的简要梳理 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过去3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历程。首先是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唯物主义的人本关怀受到普遍关注；然后是主体性和实践唯物主义的思潮，在这一思潮中，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再后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建构，部门哲学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世纪之交，随着后现代思潮的流行，对马克思文本的深入解读和当代现实的积极面对成为主要思路。 在20世纪80年代的语境中，学界在传统和现代的二元框架中思考问题，主体性和实践被视作现代哲学的基本概念，或者说，学者们依据现代哲学的基本界定来理解它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系列范畴、概念和命题的重新勾画，都为了使得自己“现代”起来，“主体”起来，“实践”起来。现代以其时间的后置性克服了传统，主体意识略过了物质基础，实践意志压倒了客观力量。① 这是一个思想先行的年代，重要的是思想，如何思想，如何现代地思想。既有的被决定的、被规律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重新思想，重新主体化，重新“实践”，才能再度成为“现代”，成为时代和思想中的“现代”。当然也有文本依据，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乃至于马克思早期的《巴黎手稿》中，都可以找到言简意赅的文本依据，诸如：“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等等。在那个时候，很少有人怀疑这些依据的合法性，白纸黑字印得清清楚楚，马克思主义哲学于是“现代”起来。和辩证唯物主义相比，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②、实践唯物主义③ 成为时尚的名称。 经由这样的重塑，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强有力的时代话语，参与并引导了时代的拓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性作用。“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④ 《巴黎手稿》中的类似表述，积极参与并促成了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社会改革。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性被置换为历史主义。如果说历史性是指一切文本都具有特定的社会根源和文化氛围，历史主义则迥然不同，它与其说注重历史，不如说注重当下，在对当下的无限膨胀中消灭历史，很容易走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种种阐释中，马克思的文本释放出巨大的思想能量，这无疑值得肯定和赞赏，同时却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诸多的能量常常难以聚集，反倒相互对抗，个中缘由固然在于凝固文本内涵的老生常谈，更大的问题还是缘于各取所需、随意阐发。在这种时候，文本依据固然必要，但只是在观点先行之后，文本的作用仅仅在于充实观点，因而片言只句常常被无限制地引用和发挥。从《巴黎手稿》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再到《共产党宣言》，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到《资本论》，论者随意择取，相互拼凑，无视马克思写作的具体情境和不同文本的独特结构，整合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不同构架，眼花缭乱，云腾雾绕。 马克思就这样被融入80年代的社会境况中。在这个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发挥了足够的作用。当时普遍的看法是，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性”现代化、“被移植”的现代化，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引进、借鉴、吸收西方“先发”的现代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现代进程中的重要思潮，自然获得适时的引介。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现代化的现代化思想，而在80年代的中国语境中，对其反现代性、后现代性缺乏必要的认知，事实上当时也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发挥的作用，反倒顺应了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化的趋势。⑤ 马克思是现代思想家，甚至是现代哲学奠基者。⑥ 在诸如此类的阐释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改革开放的主流意识形态，再度熠熠生辉。 90年代后，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消费时代一类的命名广为流行，后现代思潮长驱直入。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的关系成为新的议题。一条线索是从马克思经由阿多诺抵达后现代，一条线索是马克思经由阿尔都塞抵达后现代，马克思思想中的后现代因素得以挖掘，尽管不无启发，但难以抵挡德里达、福柯的思想光辉，甚至马克思的幽灵有待德里达的召唤。问题还在于，这是一个思想逃遁、学术彰显的时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势头让位于西方马克思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开始从思想转向学术，学术、思想与时代的关系获得新的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