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人本学唯物主义和哲学共产主义时期的代表性理论，马克思从人本学唯物主义和哲学共产主义转向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是以其出离“异化劳动”理论为标志的。但对于马克思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出离”异化理论的，国内学界大都没有超出恩格斯的说法，即认为“是从《神圣家族》开始的”。我认为，就在马克思刚刚写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巴黎手稿”）的“第一手稿”（“笔记本Ⅰ”）、建构起“异化劳动”理论之后不久，在“巴黎手稿”中“第三手稿”（“笔记本Ⅲ”）末尾的两个“片断”和“巴黎笔记”中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穆勒笔记”）中，这一理论就开始解构。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通过对“劳动异化的根源”的追问，进一步提出了“谋生劳动”概念，将关注点集中到“分工（和交换）”上，迈出了“用分工说明异化”的第一步，预示了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初步论证历史唯物主义的“泛分工论”方式。 一 提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在《巴黎手稿》的末尾就开始解构，这很容易使人感到迷惑不解。因为正是在《巴黎手稿》特别是其“第一手稿”（“笔记本Ⅰ”）中，马克思才刚刚建构起自己独特的“异化劳动”理论，怎么可能在其当作一部完整的著作的撰写过程中发生如此自相矛盾、自我毁灭的情况呢？ 这里的关键是不能把《巴黎手稿》定型化、成熟化，夸大为一个已经完成了的、系统化了的理论体系。实际上它只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个中间环节：这不仅因为从文献学角度看《巴黎手稿》本身就是未完成的，而且就其理论内容来说也是一个思想尚未完全凝固就开始分解的探究性文本。当然，这并不是说，《巴黎手稿》仅仅是马克思的一种“思想随笔”。马克思从严密的思想逻辑演进中提出了自己的“异化劳动”理论，将“异化”理论推进到了其顶点；但正因为如此，“异化”理论这一人本主义范式自身固有的内在矛盾也达到了顶点，不可避免地走向自身的解构。 让我们简略地回顾一下马克思如何走到“异化劳动”理论的过程吧。马克思建构自己异化理论的过程，不仅从范式上讲是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应用，就论域来说也是从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论出发的，他是接着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往下讲的。正如马克思自己后来所说的，“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① 马克思正是从“宗教异化”的“世俗基础”开始，在不断追问异化根源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劳动异化”理论的。这一过程在实践上表现为从“国家和法批判”深入到“国民经济学批判”，其内在思想逻辑演进则包括“政治异化—经济（财产）异化—劳动异化”三个阶段。首先是“政治异化”理论。马克思认为，宗教异化的根源在于世俗基础的分裂即政治异化；而政治异化是指世俗生活分裂为政治生活和市民生活，人异化分裂为“公民”和“私人”、“法人”和“市民”，政治国家是市民社会的异化，即国家和法被看做世俗生活中的上帝、绝对精神。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是《克罗兹那赫笔记》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政治异化”理论解决了“宗教异化”的根源问题，但自身又带来了新的问题：政治异化的根源又是什么？市民社会为什么会导致政治国家从自身中异化出去呢？由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中提出了“经济（财产）异化”理论，认为政治异化的根源在于市民社会的分裂即经济（财产）异化：私有财产使本来是“类”的人（人类）分裂成为“原子主义”的“利己主义者”，货币便成了这些互相孤立的利己主义个人本应具有的“类”本质的代表。这样，就造成了“钱”（财产）同“人”（劳动）的对立。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出现经济（财产）异化呢？私有财产和货币制度的根源又是什么呢？正是通过这一追问，马克思得出结论：经济异化（私有财产）的根源在于人的生命活动的分裂即劳动异化。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但现有的劳动却是异化劳动：劳动产物、劳动本身同劳动者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人同人相异化，一句话，人的生命活动发生了分裂。这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主要是其“第一手稿”（新版标为“笔记本Ⅰ”）中提出的“劳动异化”理论。 从上述“宗教异化—政治异化—经济异化—劳动异化”这一马克思对“异化根源”的不停追问过程，就必然引出一个进一步的问题：既然异化劳动是人的类本质（自由自觉的劳动）的自我异化，那么，人的生命活动为什么会发生分裂？劳动为什么会异化？实际上，马克思自己已经这样提问了。他在“第一手稿”（“笔记本Ⅰ”）最后说“我们还打算解决两个任务”，一是“从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规定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二是“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劳动的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②？ 我认为，正是作为第二个任务的这一追问，推动马克思客观上迈出了超越人本主义“异化”范式、踏上历史唯物主义之路的“第一步”。这是因为，尽管对“劳动异化”根源的追问与对“宗教异化”、“政治异化”和“经济异化”根源的追问使用的是同一提问方式，但“问题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异化根源”的不断追问已经达到了历史的起源地，“劳动异化”的根源就不可能再像此前那样归结于更为基础的“异化”；不能再用新的“异化”来说明这一“异化”，只能用“非异化”来说明“异化”：不能再用“异化”来说明历史，只能用历史来说明“异化”。这就是说，只能从“劳动的发展史”中揭示“劳动异化”的现实根源和历史地位。马克思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紧接着自己的追问说：“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很多东西……问题的这种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③ 二 马克思是怎样解决“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这一问题的呢？这在现存的“巴黎手稿”中并不是一目了然的，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分析。 在接下来的手稿中，马克思似乎全力集中于第一个任务。在“第一手稿”（“笔记本Ⅰ”）的末尾提出前述“两项任务”之后，他接着写下“补入（1）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以及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财产的关系”这一标题，开始完成第一个任务；④ 现存的“第二手稿”（“笔记本Ⅱ”）尽管只留传下来XL-XLⅢ页，但其内容“[私有财产的关系]”等显然属于第一个任务的继续。⑤ 而“第三手稿”（“笔记本Ⅲ”）的主体部分，则是（对笔记本Ⅱ）第ⅩⅩⅩⅥ和ⅩⅩⅩⅨ页的“补充”以及“增补”。⑥ 那么，马克思是否忽视或干脆放弃了第二个任务呢？仅仅从字面上看，在“巴黎手稿”中似乎再无下文了。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实际上，“第三手稿”（“笔记本Ⅲ”）末尾的两个“片断”和与此同时或稍晚的“穆勒笔记”，正是为解答“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这一问题而作出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新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