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后人面前，一直是以多重身份存在的。但在这多重身份中，马克思作为“政治哲学家”的身份却是在近些年来才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对此，英国学者L·王尔德曾专门强调：“从骨子里说，马克思是一个政治哲学家。”① 在当前政治哲学的重新兴起中，作为“哲学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解”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其“第一哲学”的独特本质和意义就越发凸现出来了。 一、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 按照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理解，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发轫是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开始的。② 实际上，古希腊哲学发展到智者学派，就开始出现了第一次“转向”，哲学由关注自然开始转向关注人和社会——也即城邦的事务，哲学开始具有“政治”的含义。深受智者学派影响的苏格拉底，虽然反对智者学派对一些政治（社会）问题的评判标准进行相对主义的阐释，但却坚持和发展了哲学对政治（现实）问题的密切关注。在苏格拉底看来，哲学就是通过辩证法——“对话”和“论辩”来关注城邦的事务，“通过接生每一个公民所拥有的真理而使整个城邦更接近真理”③，最终为城邦确立普遍性的规则、标准和尺度。这实际上也就是为人类的普遍幸福和有意义的生活寻找根基。苏格拉底之后的柏拉图，虽然受老师之死的影响使哲学走向了书斋，但依然继承了其老师关心“政治”的衣钵，希望通过“要么让哲学家当王，要么让王来学习哲学”，去建立哲学的政治“理想国”，实现哲学的最高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从而完成其老师的政治遗愿——使整个城邦更接近真理。而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虽然在许多问题上反对其老师，但在哲学关注城邦事务（政治）问题上，却推进了柏拉图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在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了“人生来是政治动物”④的观点，并有直接、系统论述其政治哲学思想的专著——《政治学》问世。此书应该是哲学史上严格意义的第一部政治哲学著作。 在古希腊后期，哲学走向了神学，成了“神学的婢女”，貌似哲学对政治事务的关注减弱了，实际上是哲学变成了“政治神学”，以“神圣形象”实现了对现实（政治）的统治。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哲学的政治本性才又以自己的真实面目开始再现。“文艺复兴”本身就是以“文艺”的形式实现了哲学向“政治”（文化）的回归。其后的一些思想家，如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黑格尔，一直到罗尔斯、罗蒂、哈贝马斯等等，无一不在通过“哲学”，或直接或间接地关注“政治”问题（如自由、平等、国家、市民社会、权利、正义、商谈、团结等等）。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哲学史也就是政治哲学的发展历史，政治哲学是西方文化传统的“象征”。⑤ 但正如阿伦特所言，真正的政治哲学是苏格拉底去世后诞生的。因为苏格拉底的死，柏拉图对城邦政治生活的可能性绝望了，同时他对苏格拉底学说的有效性也产生了怀疑。正是这一怀疑，使对城邦事务的关注由“政治”（对话）转向了“哲学”（思辨），开辟了西方“政治服从于德性”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而这一传统的实质，就是希望通过“沉思”而不是“活动”，为涉及人的事项和行为的那种活动确立一个值得信赖的“绝对尺度”，也即“使得政治活动随着哲学思考严密规定的方向发展”⑥。因此说，由柏拉图开创的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是一条把“政治理念”看作高于“政治行动”的“沉思生活”之路，其本质就是通过“沉思生活”来获得真理。这实际上是一条通过“哲学”来实现“政治”的“政治问题哲学化”的“政治形而上学”之路，也即“必须靠概念来极力超越概念”的“观念政治论”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基本上都没有偏离以哲学理念作指导的发展方向。到了康德的时代，柏拉图的理念又成了驾驭和限制人类自身理性精神的力量。⑦ 而黑格尔更是直接把国家看作“绝对理念”的化身，强调国家决定个人、家庭和市民社会。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正是形成于对西方这一政治思想传统的批判和继承之中。无论是美国的阿伦特还是英国的伯尔基，在谈到马克思政治思想的起源时，都突出强调了其形成的西方政治思想传统。阿伦特通过分析和强调马克思政治思想的三大支柱性概念——劳动、暴力和自由，它们分别与古希腊和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内在渊源关系，揭示了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联系及发展。伯尔基则通过论述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亚里士多德的阶级与社会冲突及马基雅维利的世俗主义和共和主义对马克思政治思想的影响，揭示出了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内在密切关系。正因为如此，阿伦特指出“连接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的这条线，远比从马克思到斯大林的那条线紧密”⑧；而伯尔基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根本上属于欧洲政治和社会理论的主流传统”⑨。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虽然是来源并发展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之中，但却不是对这一思想传统的直接照搬，而是对这一传统的超越和颠覆。所以阿伦特又指出：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开始的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很明显是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迎来了它的终结。⑩ 而这一终结，特别体现在马克思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批判和超越上。这一批判和超越，按马克思自己的做法，不是通过国家和法来说明市民社会，而是通过市民社会来说明国家和法实现的，也即“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11)。这就是说，马克思从根本上扭转了西方的“观念政治论”传统，开辟了“劳动政治论”(12) 传统：马克思真正反传统的一个侧面主要是对“劳动的赞美”，“马克思是19世纪唯一的使用哲学用语真挚地叙说了19世纪的重要事件——劳动的解放的思想家”。(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