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0）04－0014－07 “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成为当代思想界讨论最多、分歧最大，甚至可以说说法最混乱的议题之一。在相当多的论者那里，其已经脱离了其创立者——马克思、恩格斯和其阐释载体—一那些蕴涵深邃但非常散乱的文本，独立而抽象地成为一种可以随意掺杂、涵摄和剔除任何内容的“大口袋”或“大熔炉”。有鉴于此，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序列中追溯其不同阶段的思想运演、具体阐发和论证逻辑，是比原理性的表述更为“鲜活”的思想史佐证、评判依据和发展基础。众所周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费尔巴哈》章是马克思、恩格斯阐述其唯物史观最重要的文本之一。在现在留存下来的由两个“誊清稿”和三个“未誊清稿”组成的这一章中[1]，如果说“誊清稿”只是为了应出版商要求而提供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先期“样章”，其中由对1842—1845年问德国复杂的的思想图景、理论“事件”的分析而引发的对社会、历史的现实前提及运动的描述，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社会结构理论和方法的阐发等虽然比较明确，但逻辑较简略和概括的话，那么，在其他三个“未誊清稿”中，在叙述分散的表面背后，“誊清稿”中已经论述过的唯物史观的那些方面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深入讨论，而其中未涉及的其他诸多方面则作了详细的阐释或扩展，真正展示了历史唯物主义宽广的理论视野和鲜明的现实归旨。而在过去的研究中，对这些方面或者语焉不详，或者笼而统之，并没有把马克思、恩格斯复杂而深邃的思想和逻辑挖掘出来。而这是深化唯物史观研究必须要做的基础性工作。基于上述考虑，笔者拟再次具体而深入地解读和分析这一章中的各个手稿，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仅论及“未誊清稿Ⅰ”，其他部分另文讨论。 一、人的现实处境及其“解放”的途径 “未誊清稿Ⅰ”的第一自然段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通行本的第三卷中并未收入，而是作为补充材料放在了中文第一版第四十二卷中。其所分析的是人的现实处境及其“解放”的途径。 人的不自由的状况是怎样造成的？又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获得“解放”？“聪明哲学家”认为是芜杂的“哲学、神学、实体”等遮蔽了人的“自我意识”，是意识形态的层层迷障统治、左右了人的存在。因此，解决的途径就应该是把那些意识形态形式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把“人”从意识形态构造的“词句”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与此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对人的处境的解释是不对的，因而，对所谓“解放的道路”的指认也是荒谬的。实际上，人从未受过意识形态所构造的“词句”的奴役，如果在意识形态的领域寻求人的解放之路，表面上看来煞有介事，其实只是在精神、观念领域兜圈子，而“人”的“解放”并未因此而前进一步。因为人的“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人的“解放”是由现实的工业、商业、农业、交往等状况促成的，因此，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还特别加了边注，指出这是“哲学的和真正的解放”。 既然人的解放是一个复杂、曲折而漫长的过程，除了对现实世界进行变革，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还要根据其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理论的批判和斗争，清除诸如“实体、主体、自我意识和纯批判”等无稽之谈，正如清除宗教的和神学的无稽之谈一样。特别是像德国这样的国家，虽然在历史发展中基本上没什么现实建树，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但思想却“被捧上了天”，“词句对德国的意义”非常明显，“它们已经根深蒂固”，从现实方面看，这些“毫无作用的废物”甚至弥补了其历史发展的不足。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即使只“具有地域性意义”，也必须同这些思想作坚决的斗争。 二、感性世界·人·历史·自然：超越费尔巴哈的哲学直观 接下来的手稿遗失了五页，使我们无从知道作者的论证思路是如何接续的。以下的分析则极为重要。 “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P75)这是作者对其把握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及意旨的最重要的表达。“唯物主义”、“共产主义”和“实践”等字眼儿在费尔巴哈的著作里都出现过，他甚至在某些场合也表述过“类似的观点”，但“始终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猜测”，至多“只能把它们看做是具有发展能力的萌芽”。概言之，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对“人”、对历史的理解都没有达到“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的高度。 对感性世界的“理解”，费尔巴哈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诚如恩格斯在边注中所指出的，他是“用哲学家的‘眼睛’”，或者说，是戴着“哲学家的‘眼镜’”来观察世界的，这样，他不可避免地要碰到与他的意识及感觉相矛盾的东西，这些东西扰乱了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一切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为了排除这些东西，他不得不求助于某种二重性的直观，这种直观介于仅仅看到“眼前”的东西的普通直观与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直观之间。他的症结在于，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2](P76)。 费尔巴哈也谈到了人，但他所理解的人是“一般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他也承认人是“感性对象”，但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这一点且不说，他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