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工程”日益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概念。然而，究竟应如何理解社会工程哲学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如何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挖掘社会工程哲学的学理基础，仍然是需要研究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的观点，以及将第一卷第一章标为“唯物主义观点与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的理论设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页注释2、第62页），成为我们在理论上解决上述两个问题的一把锁钥。 一、马克思“历史科学”概念的理论价值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部分开宗明义：“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社会史。但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同上，第66页注释2） 尽管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没有明确讲人类史究竟是什么，但按照他们创立唯物史观的逻辑理路，我们可以推论：如果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那么说“人类史即所谓人的科学”应当是能够成立的。事实也是如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指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8页）由此，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历史科学”的表述及其解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不管“自然科学”还是“人的科学”，在“这将是一门科学”的意义上而言，都是“历史科学”。 从人类认识史的角度看，19世纪以后，人类认识领域中的“科学”与“哲学”概念的边界并不模糊：“科学”在更多的场合主要被用来表达经验性、实证性的探索活动和科研成果，而哲学则更多地指涉思辨性的理论过程和思想体系。实际上，自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欧洲启蒙运动已经逐渐将自然科学及其科学理性精神向历史、社会、宗教和人类日常生活领域扩张与渗透，在理论上则具体表现为自然科学理性向社会科学——人的科学的扩张与渗透。进一步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问世的19世纪中叶以前，人们的社会生产、生活领域以及关于人的科学还较少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虽然“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而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甚至历史学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它当作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同上，第307页）。然而，19世纪中叶以后，现代工业和现代技术以及自然科学对现代社会发展、对人的科学的影响与渗透便日益加深且不可逆转。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现实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说生活还有别的什么基础，科学还有别的什么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7页）在这里，马克思既揭示了自启蒙运动以来科学理性发展、扩张而进入人的生产生活领域的历史事实，也在“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公开展示并日益完善的意义上，充分肯定了自然科学理性向更广阔领域渗透和扩张的必要性。特别需要明确的是，马克思在这里尤其强调了自然科学理性、自然科学思维之于人的科学和“改造人的生活”的科学的基础地位。 按照这一逻辑，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科学”概念，就有两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其一，马克思的“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中的“科学”，与所谓“关于人的科学”中的“科学”是否具有同一性？如上所引，对此马克思做了肯定的回答——“这将是一门科学”。其二，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历史科学”的“科学”——唯物史观在什么意义上是科学？对此，莱蒙给出了解释：与思辨的哲学相反，“马克思认为他的新的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因为对他来说，它源于实践的真实事实，而不是固定的或先验的概念。说它是‘科学的’还因为它能够从这种‘真实的现实’中，提炼揭示事物间联系的一般‘概念’或主要原则框架——类似于‘科学规律’解释自然的作用”。（莱蒙，第398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科学”概念中的“科学”也给出了类似的解释，他们无数次论证了唯物史观——“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73页。黑体为引者所标） 马克思“历史科学”概念的理论价值在于： 第一，划清了唯物史观与思辨哲学在方法论上的界限，为人们解释世界特别是改变世界提供了理论支持。一般的说，思辨哲学用普遍的概念、虚幻的联系演绎历史，是“头脚倒立”的哲学。马克思批判说：“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同上，第66页）而唯物史观——“历史科学”的前提则是“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同上，第67页） 第二，划清了唯物史观、历史哲学与实证科学的界限，为人们深入研究和讨论唯物史观的当代表达方式提供了理论线索。邹诗鹏先生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两个意义上使用“历史科学”概念：“一是指当时科学化背景下广义的‘历史科学’，有直接的实证主义背景，相应于‘自然科学’而言，也相对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以及历史主义（历史学派）而言，是指关于历史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二是特指唯物史观及历史唯物主义的涵义。”（邹诗鹏，第30页注释1）而在笔者看来，这两个意义上的“历史科学”对区分唯物史观与历史哲学、实证科学的关系，特别是对建构唯物史观的当代表达方式，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反对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哲学，他在一封信中明确表示：“他（指对马克思的批评者。——引注）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1－342页）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应当是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把握，是对现代社会现实的理论描述与提升，而“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决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时代的药方或公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74页）然而，作为唯物史观的“历史科学”与纯粹的实证科学也有区别。虽然“历史科学”与“实证科学”都是科学，但两者层次不同：“历史科学”来源于“纯粹经验”，高于实证科学，是对人类社会总体发展规律的把握。王南湜先生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是介乎于思辨的历史哲学与经验主义所理解的实证科学之间的：它既不能被归结为思辨的历史哲学，也不能被归结为经验论的实证科学”（王南湜，第20页），这个观点是很有道理的。既然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与思辨的历史哲学有别，又不同于经验论的实证科学，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在思辨哲学与实证科学之间寻找、探索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当代表达方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