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待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把二者看做是具有某种“家族相似”特征的同一类型的哲学，笼统称之为“历史主义”①。如果说二者有区别，也仅仅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简单“颠倒”，即把建立于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历史哲学体系重新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但在最根本的理论思维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样，都是“历史决定论”，都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规律性，都以一种全知全能的视角解释历史，因此，二者都是目的论的，都是封闭的，都是意识形态的工具，都是为政治的合法性作理论诠释。这种观点有一定的理论根据，但本文却宁愿从另一个视角看待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将之称为“面向偶然的唯物主义”。本文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识到了偶然性对于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正是在偶然性起作用的地方，关于历史与逻辑、必然与偶然、连续与断裂等概念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同时，“面向偶然的唯物主义”也向人们暗示了对马克思唯物史观进行重新诠释的理论可能性，它将在偶然与唯物主义的二元张力中完成对历史的全新理解。 过去的未来：如何将逻辑赋予历史 曾经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谁不回忆过去，谁就将受到未来的惩罚。这句话的意思无非是说，人们必须将存在过的东西看得与从未存在过的东西一样重要，因为，在过去中孕育着未来，未来乃是从过去生发而来，人类的一切生活和活动、一切创造和遗产都包含在过去之中。正是基于这一点，人们把历史哲学看做是“时间经验的意义形成”②，也就是把历史哲学理解为人类为了理解其现在、预见其未来而用以诠释其过去的那些文化实践的方式、内容和功能的整体。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历史与历史哲学的二元存在：一方面是人类世界的真实历史，它由一个个偶然的历史事件构成，是一系列事件的集合体；另一方面是人类的历史意识，是指人们对历史意义的思考、对历史事件的诠释以及对历史发展进程的描绘。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历史主义”（historism），它以“宏大叙事”（master－narrative）的方式向读者描述世界的起源与发展，阐释历史的运动与规律，展现未来的前景与目标。一般的，人们认为这种“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是黑格尔与马克思。 从总体上，可以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看做是一部人类自由精神发展的“史诗”。在这里，“史”是指历史，它强调认识的维度，指对历史事件的理解；而“诗”则强调通过历史而表征出来的精神特质，它带有明显的审美特征。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曾就诗与历史的价值问题发表过一段精彩的议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历史的价值要低于诗（诗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不仅包括诗人荷马的作品，也包括戏剧，如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作品）。这是因为，“历史学与诗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描述已经发生过的事，而另一个则描述可能发生的事。这样，诗就显得更加哲学化一些，所以它比历史学更重要，因为它道出事情的本质和普遍性，而历史学则只能表示个别事件。”③ 这段话暗示历史学具有最微不足道的价值，因为它只关注偶然发生的特殊事件，而诗却能修改人物和事件，从而使其作为一种象征用以揭示对人类境遇的洞察。这就是说使它们上升到普遍性的高度，并赋之以绝对的重要性。到了19世纪，黑格尔凭借他天才般的理论架构能力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进行了史诗般的描述，完成了人类精神历史上最为气势恢弘的“历史诗学”。对于黑格尔来说，人类历史的发展具有最终的目的，即完成绝对精神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实现。通过一个个民族丰富而具有差异性的生活形态，绝对精神逐渐展现自身，因此，绝对精神不是一座“不动的雕像”，而是“浩瀚的江河”，它永远处于不断的“扬弃”过程中，通过同时取消和保存先前的东西，绝对精神在辩证运动中达到世界秩序的顶点。同时，人类社会将随着绝对精神的彰显而获得解放，自由将逐渐普遍化，最终在现代国家中得到充分体现和现实化。 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最为突出的特征是逻辑的历史化。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展现为一种合理性的过程。一方面，“理性”是宇宙的实体，就是说，由于“理性”和在理性之中，一切现实才能得以存在和生存；另一方面，“理性”是宇宙的无限动力，尽管历史上的一切行动最初看来都是源于人类的需要、热情、兴趣和才能，但事实上，这只是理性的一种“狡计”（the cunning of reason），个人只是理性为实现其目标而选择的一种工具。特殊的事物比起普遍的事物来，大多显得微乎其微，没有多大价值，绝对精神的目标及其完成完全超越了责任和善恶的动机，它以一种睥睨一切的气概催动自己的战车隆隆向前。这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历史观。“本质”（essence）一词来源于拉丁词“esse”（to be），它最初源于亚里士多德对生物的考察。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生物的生命力都是由“终极目标”（final cause）所驱动的，此终极目标要求实现它们的本质，并达到完美。就像一个橡子向着它的目标努力，最终长成一棵橡树一样。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思想被人们引入对历史的理解。黑格尔则明确地把人类历史的本质规定为“绝对精神”，并用“写实的”手法把人类历史描述为“绝对精神”从“自由”中产生并最终实现“自由”的意识发展史：古代专制政体里只有专制君主是自由的，而随着绝对精神的彰显，在现代社会必将有愈来愈多的人了解自由是什么，有愈来愈多的人随着国家形式的改变而实际享受自由。就这样，黑格尔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这些明显冲突的要素不可思议地调和在一个整体之中，透露给人们一种不断进步和发展的乐观精神。 偶然性的反抗：理论的封闭性与现实的开放性 西方理论界普遍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继承和“唯物化”，但并没有摆脱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决定论的思维方式。与黑格尔用意识的辩证法来说明各民族的物质生活和具体历史相反，马克思用人的物质生活解释人的历史，他强调经济结构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认为人类的世界观、信仰、理想、制度、文化和宗教都是属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归根到底要受到生产力发展的制约。不是思想制约生活，而是现实生活决定人们的思想观念，因此，马克思主张将对历史的理解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他批判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神秘主义倾向，认为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时，历史发展中的唯心主义观念才会揭掉自己的神秘纱幕。虽然如此，马克思仍然保留了黑格尔历史哲学最核心的观念——历史进步的逻辑。马克思深信，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他把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亚细亚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并认为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是历史发展本身的自然规律，不管人们的主观愿望如何，都不能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马克思还特别强调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与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