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全球化发展越来越凸显的解决“全球问题”的复杂性、当代人类知识结构越来越凸显的高度“离散化”和高度“综合化”并存的趋势，以及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越来越凸显的系统性，迫使我们再一次反思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不是抽象的整体性，而是具体的整体性。离开对作为整体的马克思学说各个构成要素间关系的深入系统的探讨，对马克思学说整体性的认识只能是抽象的、模糊的甚至是非科学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和经济学革命是马克思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里程碑。这两次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在方法论上涉及马克思学说整体性的方方面面。本文拟通过历史考察，动态地揭示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并据此阐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所蕴含的重要方法论启示。 一 基于对马克思哲学革命文化逻辑的考察，我曾论证了马克思哲学与以往哲学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不是在独立的传统哲学框架内形成和发展的，而是在历史学批判、社会主义批判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① 历史学批判、社会主义批判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赋予了马克思哲学批判全新的意义，所以才有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虽然，在《哲学的贫困》以前，在马克思那里，只有初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初步完成的哲学革命，还没有实现经济学革命，但马克思的经济学革命必然是其哲学变革逻辑的延伸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系统展开过程的结果。进一步说，马克思初步完成的哲学革命必然在方法论上引发其经济学革命，而马克思的经济学革命必然使其哲学革命的内容和形式趋于完善。这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革命和哲学革命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应该指出，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这一内在逻辑联系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致使在马克思哲学乃至马克思整个学说的研究方面出现了种种误区。 （一）《哲学的贫困》既是马克思哲学革命逻辑延伸的起点，② 也是马克思经济学革命的逻辑起点 在《哲学的贫困》以前，马克思虽然初步完成了哲学革命，但此时仍有两个局限。一个是形式上的局限性，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尚未用更精准的语言把他（和恩格斯）所构建的“新的世界观”公布于世。二是内容上的局限性，即：马克思尚未展开对经济学领域中的思辨唯心主义的哲学批判。这两方面的局限既限制了马克思初步完成的哲学革命成果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展，也限制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进一步深入。在《哲学的贫困》以前，马克思主要是通过对古典经济学家及与他同时代的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一般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和阶级局限性的批判，以及有批判性选择地借用古典经济学的成果和某些“语言”来初步完成哲学革命的。不过，此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主要还是哲学领域内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主要是限于哲学范围内的，故他还没有也不可能形成自己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学理论（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古典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否定上）。从逻辑上看，马克思要形成自己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学理论，其基于初步完成的哲学革命的哲学批判就必须全面地进入经济学领域，必须展开经济学领域内的哲学批判，推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发展，③ 从而开始构建自己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过程。惟其如此，经济学革命才有可能。不过，这一逻辑进路的实现需要基本的前提。马克思学说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特定的辩证否定过程：其发展的每一步都蕴含着打破既有局限的基本前提。马克思超越上述局限的基本前提就是初步完成的哲学革命所包含的超越自身局限的因素，如对构造形而上学真理体系的坚决拒斥、对资本主义经济矛盾运动的持续关注、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一般历史观的批判以及对既有成果的科学批判等。惟其如此，马克思才可能在彻底批判经济学领域内的思辨唯心主义过程中为经济学革命奠定“最初的方法论基础”，并使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构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取得最初的成果。否则，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就是一句空话。所以，《哲学的贫困》既是马克思哲学革命逻辑延伸的起点，也是马克思经济学革命的逻辑起点。④ 或许正因为如此，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首次称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我们”为“经济学家”。 当然，对于马克思来说，《哲学的贫困》之所以能够作为他哲学革命逻辑延伸的起点和经济学革命的逻辑起点，其最根本原因绝非是纯学术方面的需要，而是马克思现实的革命实践活动和批判活动的需要。正是这种现实的革命实践活动和批判活动的需要使马克思在彻底批判经济学领域内的思辨唯心主义过程中开始发动经济学革命，由“可能”变为“现实”。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戴维·麦克莱伦有段富有启发性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阐明了他们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根本区别，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阐明了他们与当时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根本区别。现在他们则注意把自己新得到的见解推向当时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左翼团体，以‘在整体上把欧洲无产阶级尤其是德国无产阶级争取过来’。”⑤ 但是，当他们试图“在整体上把欧洲无产阶级尤其是德国无产阶级争取过来”的时候，却遇到了与“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格律恩“遥相呼应”并在法国工人阶级运动中有较大影响的蒲鲁东的顽固抗拒。蒲鲁东把歪曲了的古典经济学和庸俗化了的黑格尔的辩证法以及“从空想社会主义那里抄袭来对贫困的批判”⑥ 糅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浓厚的德国纯思辨色彩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其代表作就是作为小资产阶级者社会主义法典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对此，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的序言中讥讽道：“蒲鲁东先生不幸在欧洲异常不为人了解。在法国，人家认为他理应是一个拙劣的经济学家，因为他在那里以卓越的德国哲学家著称。在德国，人家却认为他理应是一个拙劣的哲学家，因为他在那里以最杰出的法国经济学家著称。我们是德国人同时又是经济学家，我们要反对这一双重错误。”正因为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具有这样的特点，马克思接下来说：“读者将会明白，为什么我们在做这件不讨好的工作时常常不得不放下对蒲鲁东先生的批判，而去批判德国的哲学，同时还要对政治经济学作某些评论。”⑦ 我以为，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上述特点给马克思把哲学批判推向经济学领域，从而使政治经济学批判向构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⑧ 如果我们能这样来理解马克思当时思想发展的逻辑，那么，在彻底批判思辨唯心主义和德国哲学的纯思辨形式在经济学领域内的表现形态的过程中，马克思为经济学革命奠定“最初的方法论基础”并使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构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取得最初的成果，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这里所说的《哲学的贫困》为发动经济学领域的革命所奠定的“最初的方法论基础”，包含着两个相互联系的内容。在深刻剖析和批判蒲鲁东所谓的“构成价值”理论以及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思辨唯心主义特性（马克思称此为“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过程中，一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获得了精准的表述。这种语言文字上的变化不仅反映了马克思对他和恩格斯所初步完成的哲学革命的成果的深化，而且也反映了他对现实的历史运动更深刻的把握。二是科学阐释了经济范畴辩证法与现实经济运动辩证法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经济范畴间的逻辑联系必须要正确反映现实的社会经济系统的各个构成部分间关系的方法论原则。《哲学的贫困》为经济学革命所奠定的“最初的方法论基础”，推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向构筑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发展，其标志是：马克思开始把劳动价值论作为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基础。这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构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所取得的最初成果。马克思对现实的历史运动更深入的把握必须通过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科学考察来实现，而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科学考察则在逻辑上要求马克思把对“劳动价值”的初步科学认识作为基点（这一基点所涉及的内容就包含着剩余价值生产问题）。为经济学革命奠定“最初的方法论基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构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取得最初的成果，推动了马克思的经济学革命。仅在《哲学的贫困》发表半年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又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明确地把资本视为一种社会关系，并初步区分了劳动与劳动力这两个范畴，从而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不过，此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构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与基本或初步完成经济学革命尚有不小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