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7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4-0054-08 20世纪70年代之前，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是根植于西欧大陆、以革命的文化批判(40年代之前)和文化的现代性批判(40年代之后)为基本主题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中，美国马克思主义虽然也通过融合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而进行自己的理论传统的创造，但其产生的思想影响根本不可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卡尔沃顿(V.F.Calverton)、悉尼·胡克(Sidney Hook)等早期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根本不可能像卢卡奇、葛兰西、阿多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样名扬天下。然而，70年代之后，随着阿多诺、萨特、阿尔都塞等理论家相继退出思想舞台，作为一种思想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走向衰落(但并非终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格局也由此而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西欧大陆，虽然有哈贝马斯、鲍德里亚等著名思想家通过以各不相同的方式接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而进行着理论的创构，但他们的理论主旨却不在于从根本的意义上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西欧大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再像过去那样门派迭出、百家争鸣，其势衰的趋势已成为不言而喻的事实；相反，在以美国为主导的英语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却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一大批以重新理解马克思和重新解读当代社会为基本指向的理论家和学术流派开始纷纷登上思想的舞台，在各自所属的知识框架和话语系统中进行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从20世纪70年代发展到今天，美国马克思主义形成了诸多有影响的理论派别，相互之间的分野也变得清晰、明朗。总的来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等派别，代表了当前美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流，其观点反映了美国马克思主义的整体风貌。 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只是美国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理论形态，它在某种意义上也表征着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水平，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G·A·柯亨(G.A.Cohen)就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开创者之一。不过，从队伍的阵容上来说，美国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显得更为强大，约翰·罗默(John Roemer)、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埃里克·欧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以及波兰裔美国学者亚当·普雷泽沃斯克(Adam Przeworski)都是当今美国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 对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初理论目标，现任耶鲁大学教授的约翰·罗默有过这样一段论述：“按照现代科学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是粗糙的，在细节上是存在错误的，甚至某些基本观点也是错误的。但是，在说明某些历史阶段和历史事件时，它又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说服力，所以，我们就觉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必定有需要澄清和进一步阐明的合理内核。我们不会因为一件好的工具在某些时候突然失灵就将之遗弃，特别是在没有发现有更好的工具用以替代时更应如此。”①这段论述表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传统时，并没有不假反思地去接受业已形成的理论结构和话语逻辑，而是强调在确认现代科学即英美分析哲学标准之合法性的前提下，运用这样的标准度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而对马克思主义传统进行一种具有思想创新意义的重建。这样的重建，由于根据的是分析哲学，特别是风行于美国的逻辑经验主义哲学的方法，所以其任务大致在于：其一，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含糊不清的地方表述得更为准确、论证得更为严密；其二，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过于注重宏大叙事而忽略的微观层次的问题揭示出来；其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在经验上不能成立的论题加以修正。 毋庸置疑，这样的理论目标，虽然强调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这样那样的改正，并在实质上将之引向“技术决定论”，但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传统完全推上思想的被告席，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指向的前提下通过分析的方法使之成为一门精细、丰满的科学。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基本的问题求证方式和理论布展视域上发生了重要的转型，即从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语言和逻辑上的分析，转变到注重对当代社会政治哲学问题进行追问与考量。其后果是，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指向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由此也发生了质的改变。 一个直接的问题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缘何会转向对先前并不涉足的政治哲学的研究？在约翰·罗默等人看来，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于这样的事实：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福利政策的推行，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所凸显的阶级结构和阶级矛盾趋于消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认的通达社会主义的革命和阶级斗争的道路已被封死，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一直强调的阶级斗争的学说也由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这样的历史时刻，要使人们从根本上树立起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信念，是不可能通过捍卫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来完成的，毋宁说，只有从道德和政治哲学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合正义，进而从这样的角度说明社会主义的正当与合意，此一目标才有可能真正达及。马克思的思想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虽然为许多理论家提供了论证资本主义制度不合道德与正义规范的依据，但马克思通过预制劳动价值论而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指证与批判，主要是在技术和事实层面而不是在道德和价值层面展开的。就此而论，马克思哲学本身并不包含一种强劲的政治哲学逻辑。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长期以来被当作“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是强化了阶级斗争的维度并由此而打压了道德和政治哲学的逻辑。正因为如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被逐渐边缘化的时候，将之引向政治哲学的路向，进而在这样的基础上对之进行精细的理论重构，不仅会直接导向对当代问题的具有穿透力的洞察与破解，而且也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激活作为一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