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组织的几次讨论，我对“学科对话”的意图和目标感到越来越清楚。最初我们的感觉是纯粹形式方面的，不同学科在同一个平台进行交流，不同观点、思想、见解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加以交流。经过几次讨论后，我觉得这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而是越来越多地牵涉到内容，牵涉到实质。这个实质，我认为就是中国经验、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等主题。 实际上这些主题不能在壁垒森严的分门别类的学科中分别进行研究，必须有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交流的那些问题、问题的导向不能局限于某一个学科当中。所以，我觉得《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实际上是引领了我们当今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而且我认为这个方面在未来的10年当中，甚至更长的时间当中，它会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这个意义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逐渐摆脱中国学术对外来学术的学徒状态。中国最近的30年，可以说是非常努力地向西方学习、模仿，把他们的一些思想、观点吸收进来，但是在经过这样的学习过程之后，特别是当我们一些独特的经验和问题显示出来以后，我们可能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应该如何摆脱对外来学术的学徒状态。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们拒绝外来学术，恰恰相反，他们曾经是我们的老师，而且实际上当今中国的问题和中国的经验，也只有在同当今世界发展过程中的那些不同的问题与经验进行比较、进行鉴别、进行学习的时候，才能充分地显示出来。 如果把“社会形态理论与历史价值观”这个问题放到一个更大的历史空间中去想、去理解，任何阶段提出社会形态理论，都和一定的历史价值观、一定的历史取向有非常明确的关系。我们现在讲的主要是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但实际上关于某一种文明的样式、某一种社会的形式，以及在历史上如何来考量这些东西的时候，它一定带有非常明确的历史价值观的意图。比如郭沫若等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来谈论整个中国历史的时候，来谈论世界历史的时候，他们都带有非常明确的历史价值观取向。所以我认为，如果这次讨论社会形态理论真成为一个热点的话，那将意味着我们对整个历史价值形成了一些新的观点、新的思路和可能是创新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社会形态理论与历史价值观”在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中，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进程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认为，原先我们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理解存在着相当的误解，特别是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马克思提出社会形态理论的基本思想包含着三重因素。 第一，客观性告诫。黑格尔曾经说哲学特有的起源就是客观性，即历史进程是客观的。现在有许多想否定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观点似乎是想说历史没有规律，历史没有客观性。客观性告诫是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非常重要的因素，马克思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中所说的“人们在活动过程中结成了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所描述的这样一个过程，特别要提示的是历史过程的客观性和客观意义。 第二，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实际上是一个综合的、有机的概念。但是实证主义理解马克思学说的时候，把社会形态几乎全部还原于经济，而且把经济几乎全部还原为经济的量，这样一种观点对于我们所要理解的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起了非常不好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中，我们以前比较忽视社会中的历史、文化、语言、宗教等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几乎被实证主义完全地取消了。 第三，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突出强调了文明的形式、社会的样式，它们都是历史性质的，这一点在我们当今的社会科学发展中也需要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对于现代文明，对于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非历史的观点，现在还占着非常大的份额。马克思当时所提出的社会形态理论，包括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要做的工作是特别突出强调它的历史性质。马克思当时批评斯密和李嘉图的猎人和渔夫，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他们对于经济的形态完全是非历史的看待。所以，马克思讲到的社会形态有一系列的变迁过程，包括出生、成长、繁盛、衰落和死亡。 现在我们碰到的主要问题是许许多多的自由主义的提出，我们仿佛应该完全按照他们的观点来做。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实际上碰到的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当今的中国问题和经验能够被哲学、社会科学所把握和理解，这是最基本的任务。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今天可以说是到了一个转折点。 我们今天还要重新学习马克思的学说，并且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在新的经验、新的问题的基础上加以丰富和深化。关于这一点，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讲到，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那一度当中去，因此，他比所有的历史学来得优越。据我看来，胡塞尔的现象学没有，萨特的存在主义也没有深入到那一度当中去，只有达到了那一度才有资格与马克思主义对话。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在当今中国各门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上，有必要加以重新学习、重新理解和重新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