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模式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从纯粹的理性主义模式转变为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统一。先前被忽视的浪漫主义这个维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模式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日益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在中国学界，浪漫主义的恶名阻碍了我们接受、吸纳这种解释学进步的积极成果，以致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去做这件事，原因我们会在本文第一部分中谈到。这里要说的是浪漫主义解释模式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系统的事实，正如亚历山大所说，“直到1950年代中期，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广泛接受马克思是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人们一般认为，马克思属于西方思想史中的理性主义传统。随着他的早期著作渐为人知，以及更为一般的思想和政治的背景之变化，这种观点又逐渐被修正甚至被相反的观点所取代……其结果是，马克思思想被视为黑格尔主义传统的激进主义变种。他被看做如果不是浪漫主义的，也是深受浪漫主义影响的——他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感情上和文化上的基础。”①查尔斯·泰勒也谈到，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的解释，这是有道理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远远地超出了这个传统。但是我仍然认为，如果我们试图抽离这个维度，那么我们便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影响”②，他令人信服地作出分析，证明马克思不仅是激进启蒙运动的传人而且也继承和吸取了德国浪漫主义传统的优秀成分，在黑格尔已经以很大的气魄和体系完成了那一代人的渴望——把启蒙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统一起来的基础上，马克思以更大的气魄继续前进，因为他对黑格尔的综合不满意，他要继续往前走。 关于马克思主义从浪漫主义那里汲取了诸多的灵感、浪漫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诸多论题的形成有着内在影响等问题，我已进行了初步探讨③，这里不再重复，这里也不是细述德国早期浪漫派具体影响马克思思想的地方，但芬博格对批判理论的如下解释很切中我们的问题，值得引述。在他看来，批判理论的根本发现是特殊性优于普遍性，“实在、生命和个人在内容上比试图把握它们、并且在社会秩序中有效地把握了它们的形式更丰富。统治存在于用‘普遍性’和‘概念’对个人的压制中”。④这恰恰就是德国早期浪漫派针对德国唯心主义发出的切中时弊批评的核心所在。这意味着，社会批判理论与浪漫主义具有密切的关联，它继承了德国早期浪漫派对德国唯心主义、启蒙理性主义的质疑与批评。从马克思到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都无法回避这一逻辑。这一点到了批判理论后期似乎更明显。A·施莱格尔在谈到推崇理智的启蒙运动与推崇想象的浪漫主义的关系时说，“它们仿佛永远对立，因为理智绝对强求统一，而幻想则在无限的多样性中开展活动，但它们都是我们本质的、共同的基本力量”。⑤这话阿多诺肯定赞许，因为比说这话的A·施莱格尔更为极端的后期浪漫派诗人艾兴多夫他都能接受，何况这句对启蒙运动这么温和的话呢——我们知道，阿多诺力主的“星丛”概念就来自艾兴多夫。由此，本文试图从浪漫主义批判的角度探讨一下马克思在波恩大学时尊崇的老师A·施莱格尔的一篇代表性文章，以避开“浪漫主义对唯物史观的意义”之类的泛泛而论，立足于A·施莱格尔的《启蒙运动批判》一文，着眼于这一文本与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的内在联系，从浪漫主义的启蒙批判对唯物史观的重要影响这一角度进行分析。 一、浪漫主义的遭遇、定位与新解 长期以来，德国浪漫派一直被视为非理性、感情用事、主观主义的代名词，被定位为反动和复古的潮流。从海涅的《论浪漫派》到卢卡奇的《理性的毁灭》与《德国文学中的进步与反动》，从梅林到科尔纽，莫不如此。这种极端又偏执的见解看不到浪漫派早期与后期的区别，看不到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的复杂关系，看不到德国早期浪漫派内部的思想差异，更看不到现代化不同时期由于面临不同的问题和境遇，浪漫派所思考的问题必会具有不同的意义，无视启蒙运动与浪漫派内部的明显差异，先是把启蒙运动进行简单化诠释，尔后简单地把启蒙运动与浪漫派对立起来，形成对浪漫派的成见。 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对中国近现代激进思潮和乌托邦思维的反思，“浪漫主义”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几乎成了一个贬义词。在它前面加上“政治”的定语，就更是如此。(政治)浪漫主义被看做是一种以个人心态取代社会现实、以情感之美替代社会之真的激情投射，它的政治化害苦和延误了追求现代化的近现代中国。萧功秦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就是产生各种浪漫主义的沃土。深受传统压抑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一个开放伊始的时代，也许比任何其他民族的知识分子更难拒绝浪漫主义诗情梦幻的诱惑。因为他们有太多的焦虑与愤懑，需要经由某种‘登仙般的飞扬感’来释放，来表达他们对公平理想的渴求。他们必然要抓住某些抽象的理念，以亢奋的激情来体现自己的价值。但是，另一方面，一个贫穷、落后、充满历史带来的种种实在的或潜在的危机与创伤的古老民族与社会现实，又最无法承受浪漫主义的政治设计的悲剧性后果。正因为如此，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对自己民族负责，更需要拒绝浪漫主义。当我们通过反思，对许多人来说，也许是苦涩的反思，抛弃了政治上的‘唯美主义’，而回到现实中来以后，我们获得的绝不是一个‘灰色的世界’。”⑥看得出，他对当代中国现代化的美好机遇以及利用好这一机遇所必需的冷静、策略、智慧充满信心；而信心的背后是对历史所经历的浪漫主义设计的惋惜和当下再陷入浪漫主义的敏感担忧。他尤其忧心的是浪漫主义的政治设计和浪漫主义的政治观及其应用的恶劣后果。如果浪漫主义仅仅停留在文学的诗性想象层面上，为不满意平庸、刻板、机械之现实生活的个人提供某种非世俗的人生价值与意义，而不是运用于政治层面，也许就不会引起那么多的批判和否定。浪漫主义的政治化势必导致政治激进主义，导致政治激荡和风起云涌的各种运动而延误现代化的数次良机，造成中国现代化的“九死一生”。这种看法多少有些类似于卡尔·施密特。卡尔·施密特把政治浪漫主义看作是政治过程的伴生性情绪反应，在他看来，浪漫主义“想在不必变成能动者的同时成为有创造性的人”，这势必造就了政治浪漫主义的短板，也构成其核心；所以，政治浪漫主义“作为一种主观的机缘论，它没有能力……在理论的、实践的和实质性的思考中，使自己的精神本质客观化”。因而也就“常常表现得十分激动和兴奋，却从来没有自己的决断，从来不承担自己的责任和风险。以这种方式不可能获得政治能动性”。现实受制于各种非浪漫力量的牵制，并以不理睬浪漫主义诗性幻想的方式存在、运行。在这个意义上，越是诗性的浪漫就越是放弃积极改变现实的政治努力。浪漫主义的政治运用，只能是一个有害无益的事件。⑦只要想一想一度独领风骚的无政府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急剧衰落的命运，想一想追求自我、自愿互助的无政府主义从独领风骚到先是在中国国民党继而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一败涂地，我们就可以理解萧功秦和施密特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