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198（2010）02－0010-05 多年来，我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有着持久的兴趣。在研究过程中，深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但仍然比较薄弱的领域。近读臧峰宇博士撰写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引论——以人学为视角的当代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出版），深感此书不仅反映了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了一些基本思路和重要方法。显然，臧峰宇在这里讨论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些教科书上的概念，后者往往受制于关乎学科门类的成见。应该说，这是一本对马克思政治哲学学科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读起来启发良多的书。 人们如何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一直是哲学领域的研究者们不倦探索的课题。臧峰宇著作中提供的视野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人们对马克思政治哲学一些基本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首先，所要讨论的问题就是马克思哲学转向政治哲学的动因问题。之所以要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规定性可以在转向中看清楚。众所周知，今天有一个所谓哲学要向政治哲学转换的路数，笔者认为原因无非有两个：其一，“在最近两代人中政治哲学已经失去了它的信誉”[1]。其二，在我们的时代，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等等学科史替代了政治史原先的显赫地位。因此，今天虚有其名的政治哲学，在其基本视见上已经放弃了弄清现代社会性质的问题。各种各样的政治哲学只是从“文明”（或“文化”）的概念出发，而不是从政治制度的概念出发去把握“何种性质的社会”，结果，丧失了对于社会政治根本问题的关照。 而具体到马克思哲学转向政治哲学的动因问题，简单地说，它是在一个特定背景下提出的。这个背景就是二战后的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和国内马克思哲学当代性讨论的语境。其研究路径多局限于：或与海德格尔等当代哲学家对话，或专注于文本解读，或被置放进从斯密、李嘉图到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方法论的发展线索之中，如此等等。在这个背景中，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几乎没有给政治哲学留有空间，马克思终极目的论的整个始末也被删除，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转变为历史社会学。甚至就连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理论也被看成是当今经济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对于这个背景来说，没有何种“政治制度”更好之类的问题，因为什么是美好、应然的生活方式，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它不能依靠哲学家来解答。如果我们非常极端地看待这些论断，那么，一个充分的反驳就形成。佩里·安德森提出一个论点，他认为这个论点所做的论证是真正有根据的，即“自上向下看的历史”，其重要性不亚于“自下向上看的历史”；“实际上，没有前者，后者最终只是片面的历史（即使是较重要的一面）”[2]。今天，当“自下向上看历史”已经被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学术界谈得滥熟，而且在过去的理解中产生了重大成果之时，十分有必要重新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提升到政治哲学层面。换句话说，历史唯物主义固然要强调生产条件决定人的生活的具体特征，后者作为“上层建筑”建立在更实在的物质条件基础上，然而，关注人的生活、人的存在价值以及人的美好、应然的生活形式问题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因此，建立于迄今为止所有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实际的上层建筑也有是好是坏的问题。事实上，从传统上讲，历史唯物主义曾经被作为试图借助改变哲学来实现哲学的理论规划工程。这实际上可以理解为用政治的方式处理哲学问题的向度。 另一方面，在施特劳斯称之为现代性危机原本是现代政治哲学危机的这个时刻，历史唯物主义也是一种面对着特定的现代性危机的政治哲学理论。因为，政治哲学中历久弥新的问题，也会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呈现为特定的形式或面相。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向度存在的重要标志，不仅是由其现代性危机的诸种特点构成的，而且也必然烙上马克思身后那些影响重大的历史事件的痕迹。这就是为何要去理解和反思那些对人类价值产生重大威胁的历史事件的原因。当然，臧峰宇博士所要讨论的问题，并不能被完全归并到这里已经谈及的主题之中。但是，尽管如此，他对于政治哲学已处于衰落状态的强调，既不能否定或改变他的著作所标明的调子，也不能或没有减少它所标明的问题的关切性：即对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性质及其自身理想的自行遮蔽之极大的不满。 其次，正如我们所体察的，政治哲学是关于对“正确的生活”问题的一种哲学辩护。我想，如果我们要讨论政治哲学的许多范畴，那么我们应该讨论一系列看起来是直接的问题，比如，正确的生活在当今的可能性，或者有关所谓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疑问。通过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理解，政治哲学的本分是检讨哲学与社会或与政治的关系。 那么哲学和社会及政治究竟有什么关系呢？如果笼统来说明这种关系，可以讲哲学是普遍的，它着眼于对不受时空所限的社会的最好秩序的追问；政治则向来是特殊的，它关注的是存在于既定的时间地点中的特殊社会。当我们谈到哲学跟政治的关系时，有一个问题又不得不提出来，这个问题是：凭什么相信哲学家？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说，哲学家为什么得不到保护？ 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是多余的。的确，从一个简单的角度看来，大多数人觉得，在政治社会中，哲学自然而然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是，那些被“危机”所困的人，比如，胡塞尔，就不会这样看。在胡塞尔的《欧洲人的危机与哲学》的讲演中，胡塞尔讲，传统保守的人与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将会发生相互斗争，而且这种斗争肯定将会在政治领域中进行。从哲学产生之初迫害就已经开始了，按照哲学理念生活的人被社会放逐出去。[3]胡塞尔这里提到的两种人，即哲人与政治家之间的关系向来“不和”，这也导致哲学少有自由。但是，胡塞尔似乎乐观地认为，理念会胜过经验权势。 胡塞尔重提这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清楚地知道，而“我们”差不多已经忘记的事，可算做是胡塞尔对政治哲学的贡献。但胡塞尔对政治哲学的贡献似乎并不太多。他对“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的苦苦追求，其结果恰恰是对政治哲学的去政治化。施特劳斯有一篇论文的题目是《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与政治哲学》。显然，它巧妙地取用了胡塞尔论文的题目，但主要讨论的却是海德格尔。施特劳斯的意思是，连海德格尔也没给政治哲学留下位置。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后果。由于政治哲学的缺席，海德格尔便失去了辩明自己哲学政治后果的能力。所以，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发展出一种关于政治世界的现象学，也是现象学发展的一条路数。
